任何回答，“公平“或者“不公平“，都會讓他掉進一個他自己挖的坑裡。
如果他說“公平“，他會失去法庭上每一個曾經交過稅的人的同情。
如果他說“不公平“，他就等於承認了他的委託人在逃避他應盡的義務。
所以他選擇了，沉默。
然後他說：“法官閣下，我不再有其他問題了。“
他坐下來。
第五天，林嘯的最後陳述。
恩格爾在第五天的上午做了補充詢問，不長，只有四十分鐘，主要是讓林嘯把一些技術細節做最後的澄清。
然後，恩格爾問了最後一個問題，
“林先生，你有什麼想對法庭說的嗎？“
林嘯想了想。
他看著桑德斯法官，看著旁聽席上的記者。看著被告席上的格林斯通，那個穿著深藍色西裝、衣領敞開的男人，那雙淺藍色的清澈的眼睛，現在，不再是“審視“，而是一種更復雜的東西，像是，承認。
不是承認“我逃稅了“。
是承認，“你是一個值得認真對待的對手。“
林嘯開口了。
“桑德斯法官，我在這個案子裡花了六個月，看了超過十五萬頁的檔案，分析了二十三份總收益互換合約的每一個條款，跟三家投資銀行的內部記錄做了交叉比對。“
“在這六個月裡，我學到了一件事。“
他停了一下。
“華爾街，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人聚集的地方之一，他們發明了令人驚歎的金融工具，讓資本可以在全球流動，讓風險可以被分散和管理，讓經濟可以增長。“
“但，這些工具，有時候，被用來做它們不應該做的事。“
“總收益互換，本來是一種合法的風險管理工具，但在格林斯通先生的手裡，它變成了一種稅務工程工具，用來把應該交的稅，變成不用交的。“
“這不是犯罪，至少，在法律的字面上，不是。“
“但它是，不公平的。“
他的聲音在“不公平“三個字上微微加重了。
“當一個擁有一百八十億美元的人，用一種普通人根本看不懂的金融工具，把他的有效稅率降到了百分之十一，而一個年收入五萬美元的中學老師交百分之二十二，這不公平。“
“法律的意義，不僅僅是規定什麼是合法的、什麼是非法的，法律的意義，還在於維護一種基本的公平感，一種我們都在同一條船上的感覺。“
“如果有人，因為他比別人聰明，因為他比別人有錢，因為他請得起比別人貴的律師，就可以少交稅，那我們都在同一條船上這種感覺，就碎了。“
他合上了面前的資料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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