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有幾個中小型的案件，一個利用慈善信託避稅的私募股權合夥人、一個透過離岸保險公司轉移利潤的家族辦公室。
這些案件，規模比格林斯通小了一百倍，但他處理得同樣認真。
每一份檔案看完。每一個數字核實。每一封信寄出。
德盧卡注意到了這一點。
有一天，他在茶水間碰到林嘯，端著那個“世界上最差的老闆“馬克杯，說了一句話：
“你在等格林斯通的判決，但你沒有停下來。“
“不能停。“
“為什麼？“
“因為還有別的稅要收。“
德盧卡看了他兩秒。然後他點了點頭，一個那種“我認可你“的粗獷的點頭，然後端著咖啡走了。
等待期的日常，
每天早上七點到辦公室。
處理日常案件到下午五點。
五點之後，如果沒有加班，他會走出聯邦大樓，沿著維西街往北走，走到唐人街，在那家沒有名字的餃子館吃一碗餃子，然後走回下東區的公寓。
這條路線，他走了四個月，走了大約一百次。
每一次，他都會經過同樣的幾個地標，
維西街和百老匯交叉口的那頭銅牛。
每次經過，他都會看它一眼，銅牛永遠低著頭，角朝前，一副衝鋒的姿態。有時候牛身上坐著遊客在拍照。
有時候牛身上坐著流浪漢在打盹。有時候，深夜的時候，只有牛和他。
然後是市政廳，那棟白色的法國文藝復興式建築，晚上的燈光把它照得金燦燦的，像一座不太真實的宮殿。
然後是唐人街的入口，堅尼街上的那座牌坊，紅色和綠色的，上面寫著“唐人街“三個金色大字，兩側是龍和鳳的浮雕。
然後是勿街，那家餃子館，東北女人的“吃什麼“，十二個餃子，八塊錢。
他跟那個東北女人，名字叫劉姐，已經混熟了。
劉姐大概五十出頭，黑龍江鶴崗人，九十年代末跟丈夫一起來的美國，丈夫在布魯克林的一家中餐館做廚師，她自己先在服裝廠打了幾年工，然後存了點錢，在唐人街盤下了這個二十平米的小鋪面，開始包餃子賣。
“我們家的餃子，都是手工的。“她第三次見到林嘯的時候跟他說，一邊包餃子一邊聊，手上的動作沒有慢下來過，“機器包的，皮厚，餡少，沒靈魂。手工的，你看，這個褶，十三個褶，我婆婆教我的，十三個褶，不多不少，多了醜，少了漏，“
她的丈夫，老張，比她大五歲，在廚房裡沉默地剁餡、和麵、燒水。一個典型的東北男人，話少，活多，偶爾喝兩口，但從來不在上班時間喝。
他們有一個女兒，在紐約大學讀大三，學的是計算機科學。
“我們砸鍋賣鐵也要讓她讀大學。“劉姐有一次在包餃子的間隙說，語氣裡帶著一種東北人特有的豪邁和心酸的混合，“紐約大學，一年學費六萬多，加上住宿費生活費，我們兩口子一年掙的還不夠她讀一年的，但我們不要她的錢，我們自己扛，她好好讀書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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