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綠色的眼睛，深紅色的領帶，流暢的步伐。
他走到法官席前面，跟恩格爾站的位置幾乎一模一樣，但他的姿態，微妙地不同，恩格爾是面朝法官，克倫肖，是微微側身，同時面朝法官和旁聽席，像是在對整個房間說話。
“桑德斯法官，原告方剛才講了一個好故事，確實是一個好故事，關於天才，關於作弊，關於拉斯維加斯。“
他停了一秒，嘴角微微動了一下，不是笑，是那種“我要拆穿一個故事“的預告。
“但故事不是證據。“
他的聲音，鋼琴，每一個音符清晰而精準，
“讓我告訴您事實，事實是，格林斯通先生簽訂的總收益互換合約，跟華爾街每天發生的成千上萬筆類似交易，沒有任何本質區別，這些合約有真實的合約對手方，全球最大的投資銀行，這些合約有真實的法律約束力，這些合約，在過去二十年裡，一直被國稅局本身認定為合法的金融交易，直到今天，國稅局突然改變了立場。“
他讓這句話在空氣中停了兩秒。
“為什麼突然改變？因為格林斯通先生太成功了，他賺了太多錢，他的基金表現太好了。所以，國稅局找了一個新的理論，他太聰明了所以他的交易不是真的，來追溯性地懲罰他。“
他轉向法官，
“桑德斯法官，如果法庭接受了這個理論，那每一個在市場上做出了正確判斷的投資者，都將面臨同樣的指控，你贏得太多了，所以你的交易不算數，這不是稅法，這是，對成功的懲罰。“
他走回被告席。
“謝謝。“
林嘯坐在原告席上，聽著克倫肖的陳述，心裡在做評估。
克倫肖的策略，跟他預想的一樣，是把這個案子從“格林斯通是否逃稅“，變成“國稅局是否在懲罰成功“。
這是一個高明的敘事轉換。
因為在美國的文化裡，“成功“是被崇拜的，“懲罰成功“是被反感的。
如果法官，或者公眾，開始相信這個案子是“國稅局在嫉妒一個太成功的人“，那林嘯就輸了。
他需要，把敘事拉回來。
不是“成功vs失敗“。
不是“創新vs守舊“。
是，“公平vs不公平“。
一個年收入超過十億美元的人，交百分之十一的稅。
一個年收入五萬美元的中學老師，交百分之二十二的稅。
這公平嗎？
如果法官在做判決的時候，腦子裡想的是這個問題，
那林嘯就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