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九年的四月，春光正好。
一支兩千人規模的龐大車隊，在萬眾矚目之下駛出了灞橋，在這個自古以來便是送別之地的著名驛站，隊伍在橋頭一分為三。
一隊是由吳王李恪親領的三百北衙禁軍，他們簇擁著十幾輛核心的四輪馬車，繼續沿著官道前行。
隊是程處默和尉遲寶林率領的千餘名左領軍衛和玄甲軍，他們脫離主隊，分別在南北方向繞行而去，把隊伍夾在中間，且始終與主隊保持著兩裡左右的距離，像是一支恰好同路調防的友軍。
他們接到的命令很簡單：不主動靠近，不發生接觸，但如果核心車隊遇襲，必須在半刻鐘之內抵達戰場。
而第三隊，則是由數十名身穿尋常士子服飾的年輕人組成，他們在灞橋邊與主隊分道揚鑣，三三兩兩地散入了關中平原的阡陌之間。
馬周騎在馬上，看著這些一同經過魏徵“魔鬼訓練”的御史臺和都察院的年輕官員們，心中豪情萬丈。
他對著眾人拱了拱手。
“諸位同僚，殿下有令，我等先行一步，深入民間，探訪民情，五日之後，於潼關匯合。”
“記住殿下的話，此行，我等只帶耳朵和眼睛，多聽，多看，多記。”
“若非遇到地方官吏草菅人命，荼毒百姓之緊急情況，任何人不得暴露身份。”
“若真遇此事，可持此令牌，先斬後奏，出了任何事，總理大臣與政務院，自會為我等撐腰！”
他高高舉起一塊刻著“政務院”三字的腰牌，語氣鏗鏘。
這是李越作為政務院總理大臣，第一次將權力下放到如此基層的官員手中。
這既是信任，也是考驗。
在大唐官場的傳統認知裡，宰相的權力雖大，但更多體現在對朝政的決策和對官員的任免上。
像李越這樣，將直屬於中央的監察權力，直接賦予一群低階官員，並許諾“先斬後奏”，其權力之大，已經隱隱超過了漢之丞相，更像是一個掌握著國家機器所有權柄的現代政府首腦。
“我等謹遵總理大臣令！”
數十名年輕的“士子”齊齊躬身，然後散入四方。
與此同時，另一隊同樣身著便服，但氣質明顯更加冷峻的人馬，也悄無聲息地離開了主隊。
他們是廉政公署的人。
他們的領隊，是魏徵的愛徒，出身范陽盧氏遠支的盧平。
他沒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只是對著李越的馬車方向，遠遠地行了一禮，便帶著他的人，消失在了官道旁的密林之中。
廉政公署的設立，是李越對大唐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一環。
它的存在，既是李越為了分權，避免自己手中的權力過於集中而招致猜忌，也是為了在政務院的行政體系和都察院的監察體系之外，再懸上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
這把劍既能斬向貪官汙吏，也能在必要的時候對準政務院本身。
這已經成為了叔侄倆無言的默契。
車隊內的氣氛，在經過灞橋之後，變得輕鬆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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