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的廣州港，秋意雖已深了，海面上卻比盛夏還要熱鬧。
自從開港通商以來，進出港的船隻一天多過一天，從早到晚，碼頭上的號子聲、絞盤聲、木箱碰撞聲此起彼伏，沒有一刻消停。
貨棧一棟接一棟地拔地而起，新修的市舶司衙門在江邊巍然矗立，門前的驗貨場連到了碼頭的棧橋上。
棧橋旁停著幾艘從南洋來的大海船，船身斑駁，吃水極深。
更遠些的江面上，還有幾艘大明的三桅大船正在落帆，船艙裡載滿了湖州的生絲和景德鎮的瓷器，一箱一箱地在甲板上碼得整整齊齊。
開海不過四年，大明的絲綢、瓷器、茶葉像決了堤的海潮，浩浩蕩蕩地湧向南洋。
以前這些貨物只能從月港一隅出海，船少、路窄、稅重，運到南洋的貨十成裡有三成要折在層層關卡上。
如今泉州、寧波、廣州先後開港，貨物分道出海，海路一下子寬闊了起來。
生絲在呂宋的市價翻了幾番，瓷器在爪哇被當成珍寶，一箱上等的青花瓷，能換回半船香料。
茶葉更是搶手，從南洋再轉手賣到更遠的地方，價格還能再漲一截。
廣州城裡的海商們，眼睛都紅了。
西關一帶的大戶人家，不少是世代做買賣的，如今見海利這麼厚，紛紛把地賣了、把鋪子押了，把錢投到海上去。
一個姓胡的海商，在給族中長者的信裡寫道：“今日之利，十倍於十年前。吾族可造大船，再置三艘，必成粵海鉅商。”
這封信後來不知怎麼傳了出來，在十三行一帶被反覆抄錄，幾乎成了廣州海商們的宣言。
泉州的情形也差不多。
後渚港裡，桅檣如林，七八百石的大船已不算稀罕，有的船廠正日夜趕工，造一種能載兩千石的新式遠洋船。
那種船型是幾個老船匠從西洋卡拉克船和大明大型福船的形制裡琢磨出來的，船身比舊式福船更寬，貨艙更深，卻能借著改進過的帆形在逆風裡走出不錯的航速。
船主們湊在碼頭邊的茶樓裡，一面呷著鐵觀音，一面盤算著這一趟該走哪條線、帶什麼貨。
有人跑呂宋，有人跑暹羅，有人跑爪哇，還有幾個膽大的，約好了合股，要往更西的地方去探一探。
泉州城中的市舶司門口，隊伍排得望不到頭，都是來領船引、納船稅的。
司裡的稅吏從早到晚撥著算盤，連喝口水的工夫都沒有。
一個老稅吏撥完最後一筆賬，把算盤一推，揉著發酸的手腕對同僚道：“這半年經手的銀子，比過去在府庫當差十年見的還多。”
同僚笑道：“怎麼，數銀子還嫌累？”
老稅吏搖頭：“銀子是多了，可責任也大了。一筆錯了，腦袋就得搬家。”
九邊的情形也與往年不同。
餉銀足了，屯田豐了，邊地的互市也跟著熱鬧起來。
大同、宣府的市場上，南方的絲綢和瓷器開始成批出現，價格比十年前便宜了不止三成。
往年邊貿以茶馬為主，如今絲綢也漸漸佔了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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