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燼遲遲不肯滅透。鐵灰色的殼兒底下，還護著一星半點的紅，那是爐子最後一點活氣。堂屋便在這將熄未熄的光裡，半明半暗著。牆上的影子也懶懶的，拖得老長，又慢慢地縮回去，像是倦了，要睡了。桌上那盞油燈，早沒了油，燈芯燒成一截焦黑的短棍，立在淺淺的油盞裡，像個小小的墓碑。
我便坐在這半明半暗裡，守著那爐子。
今冬的雪，來得格外地遲。前幾日竟還響了幾聲悶雷，這在北地是稀罕事。老輩人說，冬打雷，遍地賊。也不知應不應。只是這冷，卻是實打實的，從磚縫裡，從門底下，一絲絲地，蛇一樣地鑽進來，纏住人的腳踝。往年這時候，爐火正旺，煤塊添得勤，燒得屋子裡暖烘烘的，窗戶玻璃上全是哈氣，拿手指劃一道，便能看見院子裡那棵老棗樹光禿禿的枝椏。現在那玻璃上，卻只有一層薄薄的霜花，精緻是精緻的，像繡上去的銀線，可到底沒有熱乎氣，看著反更覺出冷來。
我父親便是專管這爐火的。他那雙手，粗得象老樹皮，指節突著，可擺弄起煤鏟子、火鉤子來，卻是靈巧。什麼時候該添新煤，什麼時候該通一通爐箅子，他心裡有本賬。冬天的早晨，我總在“呼噠呼噠”的風箱聲裡醒來。那聲音沉穩、有力，一下，又一下，像是整個屋子的心跳。等我穿好衣裳跳下地，爐子已經紅旺旺的了，上頭坐著的鐵壺正“滋滋”地響著白氣。父親就蹲在爐邊，拿火鉤子撥弄著，看我一眼，也不多話，只說：“灶上溫著粥。”
可如今，那心跳聲，已經停了二十三天了。
二十三天前，也是這樣一個雪前的傍晚，天陰沉得厲害。父親在院子裡劈柴，我聽見“咚”的一聲鈍響，跑出去看時，他已經歪在柴垛旁，手裡的斧子也扔了，臉是青灰的。我扶他進屋，他擺擺手，只說乏，要歇歇。就在那張靠爐子最近的躺椅上，他躺了下去。爐火映著他的臉，明明滅滅的，他的眼睛半闔著，望著那跳動的火苗，望了很久。然後那眼睛裡的光，就一點點地，像被風吹的燭火似的，縮小，搖曳，最後，倏地一下，滅了。爐火還在燒著，燒得那麼旺，可他身上那點熱氣，卻先被抽走了。我握著他的手，那粗礪的、曾握了一輩子煤鏟子的手，正一分一分地變硬，變涼。窗外的老棗樹上，最後一片葉子，正打著旋兒落下來。
後來的事，便有些渾噩了。來人弔唁，吹鼓手在院子裡吹得嗚哩哇啦，母親哭了幾場，眼睛腫得像桃。我忙著應酬，忙著磕頭，忙著操辦那些繁冗的、不知所謂的禮節。等人都散了，院子裡又空了，只剩下滿地鞭炮的碎紅紙屑，被風捲著，在牆根下打旋。我才發現，爐火不知什麼時候已經滅了。屋子裡冷得像冰窖。我試著去生，可那些乏煤，那些溼柴，怎麼都點不著，只冒出一屋子嗆人的煙。我這才明白，原來生火這件事，也是有訣竅的，這訣竅，只有父親知道。
後來母親不知從哪翻出半筐子碎煤，和了些黃泥，團成一個個煤球，在院子裡晾著。可誰去點呢？沒人會點了。於是就這麼冷著。白天還好，去鄰居家坐坐，或是在院裡走走，總有點活氣。可一到夜裡，這空曠的、冰冷的屋子，便像一個巨大的墓。我坐在父親常坐的那張躺椅裡，聽著屋瓦被風颳得“嗚嗚”地響，聽著那寂靜，像水一樣，從四面八方滲進來，淹到我的胸口，直要沒過我的頭頂。
“噗”，是爐膛裡一聲極輕的響。那一點餘燼，似乎又亮了一亮。我湊近些，看見那紅的中心，有一點白亮，像將死之人的回光。它掙扎著，想燒起來，明滅了幾次，終於還是暗下去了。那一點紅，也收成了暗紫，最後，連紫也褪盡了，只剩下一片沉沉的、冰冷的死灰。它徹徹底底地閉上了眼。
屋子裡，便只有從窗紙破洞漏進來的、一片薄薄的雪光了。我起身，走到窗邊，外面果真下雪了。大片大片的雪花，無聲地落著，將院子裡那棵老棗樹的枝椏，一點點地染白。整個世界，都在這雪裡，變得柔軟，也變得安靜了。
我忽然想起父親臨走時的那個眼神。他望著爐火，就像那火裡藏著他的一生。他一生沒出過遠門，最遠也就去過三十里外的縣城。他的世界，就是這間屋子，這個院子，這膛爐火。他把所有的熱，都添進這火裡了，暖了我們那麼多年。
現在，他累了。他把那點溫暖，一點點地收回去了。
我把手貼在冰涼的窗玻璃上，看著外面的雪。雪光映著我的臉，冷冷的。我想，明天，或許該去鎮上，買一個新爐子。再買些好引火的刨花，還有乾透的柴。我得自己學會生火了。
雪還在下，一點聲音也沒有。那爐膛裡的餘燼，終於徹底地、安靜地，冷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