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整理母親遺物的時候，翻到那本作文字的。
母親走得很突然。秋天摔了一跤，髖骨骨折，手術順利，但術後第三天晚上突發肺栓塞，醫生搶救了四十分鐘，沒有救回來。她走的時候七十三歲，不算太老，也不算太年輕。我在殯儀館守了兩天，火化那天把她的骨灰盒捧回來放在老屋的桌上，坐在她生前常坐的那把藤椅上，發了一整個下午的呆。
老屋要賣了。兄弟姐妹都在外地，沒有人能回來住。我一個人留下來清理東西。母親的衣櫃、抽屜、床底下那些用塑膠袋包了幾層的舊物，一樣一樣地翻出來，分類，該留的留，該扔的扔。大部分都是些日常的舊物——用了一半的針線盒、缺了腿的老花鏡、幾本她晚年常讀的《紅樓夢》不同版本。她在退休之後重新讀了一遍《紅樓夢》，每一本上面都用鉛筆做了密密麻麻的批註，字很小，筆畫有些抖，像秋天的枯葉落在書頁的邊角上。
作文字是在衣櫃最上層翻到的。一本棕色硬皮的練習簿，封面已經發黃了，邊角被蟲蛀了幾個小洞。我翻開第一頁，是母親的筆跡，鋼筆寫的，藍黑色的墨水褪成了暗綠色。日期是1978年3月12日，標題是《我的理想》。
我坐在老屋的地板上，靠著床沿，把那本作文字一頁一頁地翻了下去。全是母親的作文。她初中三年寫的作文都在上面，有些是課堂作業，有些是她自己寫的。字跡從初一時的歪歪扭扭漸漸變到初三時的工整清秀，內容也從我的爸爸我的媽媽一件難忘的事漸漸變成了她自己在觀察和想象的東西。有一篇寫的是冬天早晨上學路上看到的霜，結尾是霜落在野草上，等太陽出來就化了，但它的形狀還在葉子背面留著，像一封沒人認領的信。我認出了那些句子——母親晚年跟我聊天的時候偶爾還會提起葉子背面有霜的形狀這種話，我一直以為是她的直覺，原來是她從十幾歲就在想的東西。
那篇作文的底下，有紅筆批註。字跡很硬，一筆一劃像刻出來的，跟母親的筆跡截然不同。批註寫的是：觀察細緻，語言有靈性。結尾尤其好。如果你願意，可以試著把這句寫進一首詩裡。
署名處沒有名字，只畫了一個小小的五角星。
我把那一頁折了角，繼續往後翻。後面還有十幾篇，每一篇母親都寫得認真，批註也都是同一種字跡。字少的時候只有一行有進步，字多的時候能寫半頁紙，像是批註的人有很多話想說，但剋制著只留下最簡練的部分。我注意到一個細節：所有的批註都沒有打分數，全是評語。在那個分數比什麼都重要的年代，有人只給評語不寫分數，像是覺得文字本身不需要一個數字來證明它好不好。
我合上作文字，翻到封底，在右下角看到一行褪色的藍墨水小字：指導老師：陳知秋。
陳知秋。
這個名字我聽過。很久以前，母親說過一次。是某個冬天的晚上，她坐在爐子邊織毛衣，我在旁邊寫作業，抬頭問她媽，你以前語文好嗎，她想了想，說我初中的語文老師，姓陳，他覺得我寫得還行。就這一句，再也沒有提過。我當時沒有追問，因為母親很少講她小時候的事。我以為她忘了，或者覺得沒什麼好講的。
後來我找到了母親高中時代的照片。她站在校門口的石階上，穿著白襯衫和藍裙子，短髮齊耳，笑容很淡。照片背面寫了一行鉛筆字：1979年秋，縣一中。她的眼睛很亮，像在看著一個她相信的地方。我不知道那個地方後來有沒有去成。
我翻遍了母親的遺物，沒有再找到關於陳知秋的任何東西。老屋裡的舊書都裝進了幾個紙箱，我一本一本地翻過去，除了一些舊教材和小說，什麼也沒有。後來我想起來母親說過她初中在鎮上的中學讀的，那個學校現在還在。我決定回去一趟。
那個鎮子離縣城三十公里，坐大巴四十分鐘。鎮中學的門口換了新校牌，門衛是個五十多歲的男人，聽我說來找陳知秋老師，想了一下，說陳老師啊，退休好多年了，不住這邊了。我問他還在嗎，門衛說在，在縣裡跟著女兒住。你要找他？
我拿到了一個地址。縣城東邊某條街上的老小區，具體幾棟幾號，門衛說是聽以前的老同事說的，不確定準不準確。
我在那個老小區裡轉了半個下午，問了保安、問了樓下曬太陽的老太太、問了一家小賣部的老闆。最後是在物業的登記本上找到的——六棟三單元二零二，戶主陳知秋，八十歲。
我站在那扇防盜門前的時候，手在門鈴上方停了幾秒鐘。不知道里面的人記不記得1978年的某個初中女生，不知道他會不會覺得一個陌生人翻出四十多年前的作文字來找他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我按了門鈴。等了一會兒，門開了。裡面站著一個瘦高的老人，頭髮全白了，背微微佝著，穿著一件灰色的舊毛衣。他看了我一眼，像是想確認什麼，但沒有開口。我站在門口，說：陳老師您好，我是林秀芝的女兒。我在她的舊物裡看到您批改的作文字，想來看看您。
老人扶著門框的手動了一下。他看了我好幾秒鐘，然後往旁邊讓了一步。進來坐吧。他的聲音很輕，像用了很久的砂紙，粗糙但有紋理。
我坐在客廳的舊沙發上，面前是一張鋪了白色蕾絲桌布的茶几。老人給我倒了一杯茶，在我對面的椅子上坐下來。客廳不大，牆上掛著一幅字，寫的是一句詩，落款看不清楚。電視機櫃上擺著幾摞書，最上面一本是《唐宋詞鑑賞辭典》，書脊已經裂了，用透明膠帶粘著。
你母親，他說，後來怎麼樣了？
她退休了，前幾年走了。我說，上個月的事。
他沉默了。他看著茶几上的茶杯，杯口冒著細弱的熱氣，像一個正在走遠的腳步聲。過了很久，他說：她寫得好。她應該一直寫下去的。
我把作文字從包裡拿出來，放在桌上，翻到她寫《我的理想》那一頁。老人看了一眼那熟悉的藍黑墨水的字跡，目光在那行批註上停住了。如果你願意，可以試著把這句寫進一首詩裡他輕聲唸了出來。唸完之後他笑了一下，像是看見了什麼很久遠的東西，那個東西遠了，但還看得見輪廓。她那時候特別安靜，他說，坐在教室最右邊靠窗的位置。別人寫作文都是為了交差，她是為了想明白自己在想什麼。她寫霜的那天早上，我路過操場，看見她蹲在花壇旁邊看著什麼。我當時不知道她在看什麼，後來讀到那篇作文，才知道她在看霜。
他從椅子裡站起來，走向書架。在最上面那一層的深處，他摸出一個牛皮紙信封，抽出來，遞給我。信封裡是一張發黃的紙，是母親初中畢業那年寫的信——一張信紙，疊得很整齊，拆開來的摺痕處已經磨破了。陳老師，謝謝您這三年的批改。您說我可以試著寫詩，我一直在寫。雖然寫得不好，但每次寫的時候，都會想起您說的那句話。我不會忘了您的。祝您身體好。落款是學生林秀芝，日期是1979年6月。
我看完了那封信，把它疊好，放回信封裡，還給陳老師。他沒有接。你留著吧，他說，我這邊有影印件。
我收下了。他把作文字也還給我，用一塊手帕包好了再遞過來，像在遞一件他知道對方會珍惜的東西。我們又在客廳坐了一會兒，他說了一些母親讀書時的事。他說她作文裡寫過的那些地方——屋後的柿子樹，放學路過的石橋，冬天的霜——他後來偶爾路過那些地方，會想起那些句子。他說他其實只教了她三年，但他後來教過的那麼多學生裡，他是記得她的。不是因為她特別出眾，是因為她寫東西的時候，有一種她在場的感覺。他用的是這個詞，說的時候很輕，像是在自言自語。
臨走的時候他送我到門口。站在樓道里，他說了一句：你母親後來有沒有再寫？
我說：她後來去讀了師專，做了小學老師。偶爾在筆記本上寫一些東西，但沒有投過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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