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搬家的日子定在立秋後第三天。我請了假從北京回去，高鐵三個半小時，窗外是連綿的、被烈日曬得發黃的玉米地。到站時天已經擦黑，接我的不是父親，是輛網約車。母親在電話裡說：“你爸腰又疼了，別折騰他。”
推開門時，客廳的燈是暗的，只有廚房透出暖黃的光。母親圍著那條洗得發白的碎花圍裙在灶前忙活，聽到門響頭也沒回，只說：“洗手吃飯，燉了你愛吃的排骨。”
我站在玄關換鞋，發現鞋櫃上多了一排藥瓶——降壓的、降糖的、還有幾種我不認識的。父親坐在沙發上看電視，音量開得很大，我喊了聲“爸”，他遲緩地轉過頭，嘴角扯了扯：“回來了。”
飯桌上，母親把排骨往我碗裡夾，又問北京的事。我說還在那家公司，最近專案忙。她“嗯”了一聲，筷子在米飯裡戳了戳：“忙點好，年輕人就是要忙。”
沉默了一會兒，她忽然說：“你爸把老房子賣了。”
我愣了。老房子是爺爺留下來的，衚衕深處，青磚灰瓦，院子裡有棵棗樹。我童年暑假都在那棵樹下度過，爺爺搖著蒲扇講他年輕時在東北林場的事——冬天零下四十度，伐木工人唱著號子把原木推上冰道，汗珠滾下來就凍成冰珠子，能聽見自己呼吸結霜的聲音。
“為什麼？”我問。
父親把碗重重一放：“舊了，漏雨，留著有什麼用。”
“爺爺的房子……”
“你爺爺都走了多少年了，”父親打斷我，聲音悶悶的，“留著給誰住？”
母親在桌下踢了我一腳。我低頭扒飯，排骨的醬香還在，卻突然失了味道。
飯後我幫母親收拾，她洗碗，我在旁邊擦乾。水龍頭的聲音嘩嘩的，她忽然關小了些，壓低聲音：“你別跟你爸頂。他最近……不太好。”
“怎麼不好？”
“睡不好，脾氣大，醫生說可能是更年期。”母親苦笑，“男人也有更年期的。”
她把最後一個盤子遞給我，手上都是洗潔精的泡沫：“其實賣房子的事，是我提的。你爸捨不得，但咱家需要錢……你爺爺走的時候，治病花了不少。”
“媽，我工資夠用——”
“不是你的問題。”母親打斷我，用圍裙擦了擦手，轉過身面對我，昏黃的燈下她的臉比上次見時又憔悴了些，“你爸的廠子……去年就倒了。他一直不讓我告訴你。”
訊息像一記鈍拳打在我胸口。那家國營機械廠，父親待了三十一年，從學徒工做到車間主任。我小時候去廠裡等他下班，巨大的沖壓機轟鳴著，整個地面都在震顫，父親戴著白手套站在那裡，像指揮一支交響樂隊。
“他現在……在做什麼？”
“給一個私企看倉庫，”母親的聲音很輕，“一個月兩千八。他嫌丟人，不讓我跟任何人說。”
我忽然想起上個月父親生日，我打電話祝他生日快樂，他那邊背景音很安靜，不像從前在廠裡時總有機器的轟響。他說在“休養”，我竟信了。
那天夜裡我失眠了。老房子的棗樹，爺爺的蒲扇，父親在車間裡的背影，這些畫面走馬燈似的轉。凌晨三點我起來喝水，經過父母臥室時聽見裡面傳來壓抑的咳嗽聲，一下接一下，像是要把肺都咳出來。
第二天一早我說想回老房子看看。父親悶聲不響穿外套，母親把鑰匙遞給我時，我看見她眼圈紅了。
老房子在城南的槐花巷。巷口那棵老槐樹還在，只是樹葉稀了，樹皮上多了許多刻痕。我們走進院子，棗樹果然被砍了，只剩下一個低矮的樹樁，斷面已經發黑。正屋的門虛掩著，推開門，空蕩蕩的，牆上還有掛過相框的印記，方方正正，像一塊癒合不了的疤。
父親站在屋子中央，背對著我，很久沒說話。然後他指著東牆：“你爺爺的相框原來掛那兒。那張照片是1978年照的，他剛從東北迴來，穿著軍大衣，笑得很得意——那一年他評上了全國勞模。”
他的聲音開始發抖：“你爺爺總是說，人活一輩子，要留點什麼東西在世上。他留了這間房子，我連這個都沒保住。”
我走上去，把手放在他肩上。他的手很涼，關節粗大，指甲縫裡還有洗不掉的機油痕跡。
“爸，”我說，“爺爺留給你的不是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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