掛掉電話後，他在黑暗中坐了很久。窗外的霓虹燈把天花板的角落染成一塊塊曖昧的顏色，紅的、藍的、紫的，交織在一起像一幅看不懂的畫。他想起十七歲那年，他的初戀對他說：“林遠舟，你能不能有一次，就一次，不告訴我這件事有多大的機率會失敗？”他當時說了什麼？他記不清了。大概是說了某個統計資料。後來他們分手了，她嫁給了一個開健身房的，朋友圈裡天天曬旅遊和美食，配文永遠是“生活充滿驚喜”或者“未來可期”。
他開啟電腦，螢幕上還殘留著下午沒寫完的論文。游標在最後一行字後面閃爍，那句話是：“基於以上分析，本研究證實了悲觀偏誤在決策過程中的適應性優勢……”他把雙手放在鍵盤上，指尖懸停了幾秒，然後慢慢打出一行新字：
“然而，這一優勢僅限於個體層面。群體層面的悲觀將導致系統性癱瘓，這或許解釋了為何悲觀者雖永遠正確，卻永遠無法改變任何事物。”
他盯著那行字，然後把它刪掉了。
夜深了，他去洗漱。鏡子裡的自己有很深的眼袋，額角的頭髮開始稀疏，笑起來的時候眼尾的紋路像乾涸的河床。他擰開水龍頭，熱水衝在手背上，燙得他一縮。他把水溫調低了一點，然後慢慢洗了臉。
躺在床上，天花板在黑暗裡顯得很高，很高，高得像一口井的開口。他閉上眼睛，腦子裡全是資料，p值、置信區間、效應量，那些數字排列組合成無數種可能的未來，每一個都指向同一個結論：你無法掌控任何事。你甚至連明天早上會不會下雨都不知道。
但他又想起周樂那句話：“如果大家都這麼想，不就什麼都不會做了嗎？”
他在黑暗中睜開眼睛。
他不知道。
他唯一知道的是，明天早上七點半鬧鐘會響，他會起床，會喝一杯涼水，會穿那件灰色外套，會坐地鐵去新的實驗室，會在那些紙箱中間找一個角落繼續寫他的論文。他知道這些，是因為這些事已經發生了一萬多次。而一萬多次的重複，大概可以算作一種微弱的、可憐的、近乎可笑的預測。
窗外的霓虹燈滅了。城市在凌晨陷入真正的黑暗，只剩下遠處高架橋上偶爾駛過的車燈，像流星的殘骸。
他翻了個身，把被子裹緊了一點。
在某個他不願意承認的角落裡，他正在期待明天的到來。不是因為他相信明天會更好，而是因為明天會來這件事本身，是他唯一能夠準確預測的。而準確，哪怕只有一次，也足夠讓他感到某種荒謬的、近乎於樂觀的安慰。
他睡著了。呼吸均勻。窗外有風，把半拉著的窗簾吹動了一下，月光趁機溜進來一小片，落在他的枕邊，像一句沒說出口的話。
凌晨三點十七分，他在夢中皺了一下眉頭。不知道夢見了什麼。也許是某個實驗失敗了，也許是某個論文被拒了，也許是某個人離開了。也許什麼都沒夢見，只是那些資料太沉了，像石頭一樣壓在他的意識深處，而他在夢裡試圖搬開它們，一塊，又一塊。
天快亮的時候，窗簾縫隙裡透進第一縷灰白色的光。鬧鐘還沒有響，但他醒了。他躺在床上看天花板，看那縷光慢慢變亮，從灰白變成淡金，從淡金變成明亮的、溫暖的橙色。天氣預報說得沒錯，今天是個晴天。
他坐起來，雙腳踩在地板上。地板很涼，涼意從腳心一直升到膝蓋。他聽到隔壁鄰居在放音樂，一首很老很老的歌，旋律模糊不清，但調子是上揚的。
他站起來，走向廚房。
路過冰箱的時候，他停了一下。垃圾桶裡那張被他撕掉的便籤露出一角，他看了一眼，上面寫著“下週四，體檢”，已經被揉得皺巴巴的。
他彎下腰，把那張便籤撿起來，展開，撫平，重新貼回了冰箱上。
然後他去倒了一杯水，水依然是涼的，依然有一股塑膠味。他喝完，洗了杯子，放回瀝水架上。動作精準，次序分明，像一套執行了一萬次以上的程式。
七點二十五分，他穿上灰色外套，拿了鑰匙和手機，推開門。走廊裡的聲控燈亮了，亮得有些刺眼。他眯了一下眼睛，然後走了出去。
電梯下行。他掏出手機，天氣預報顯示：今日晴，十二到二十一度，空氣質量良，適宜戶外活動。
他把手機放回口袋，電梯到了一樓。門開啟，他走出去。外面陽光很好，是真的很好，天空藍得像一塊被水洗過的玻璃，沒有一絲雲。樓下的銀杏樹正在抽新葉，嫩綠色的，邊緣還帶著一點蜷曲，像是剛剛從某場漫長的睡眠裡醒來。
他站在公寓門口，停了兩秒。
陽光落在他的肩上，灰色的外套被照得發亮。他的影子在身後拖得很長，很瘦，像一條黑色的河流。
然後他邁開步子，往地鐵站的方向走去。
影子跟在他身後，安靜地，正確地，寸步不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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