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後一次實驗記錄裡，他寫下：
“終於證明了。我們都是錯誤的。”
然後關掉了所有燈。
林遠舟最後一次擦拭實驗室的玻璃窗，指尖劃過的地方留下短促的痕跡，隨即被空調的風吹散。窗外是陰天，這座城市陷入一種曖昧的灰藍色，樓宇的輪廓像被橡皮擦去了一半，模糊在霧霾與雲的邊界。他把抹布疊好放進水槽，轉身時眼鏡滑到鼻尖，他用中指推回去，那個動作做了十幾年，鼻樑兩側已經留下了淺淺的凹痕。
“遠舟，走了。”陳教授的聲音從走廊傳來，帶著那種他已經聽過無數遍的疲憊。實驗室要搬了，整棟樓要拆，說是要建新的科研中心。舊儀器打包進紙箱，貼著黃色膠帶，堆在走廊兩側像一座座小小的墳。
他沒有立刻走。牆上的鐘指向下午四點十七分，日光燈嗡嗡作響，整個空間瀰漫著甲醛和灰塵混合的氣味。他站在自己工作了十二年的位置前，那個被無數文獻和草稿紙包圍的角落。最後一篇論文的列印稿還攤在桌上，標題是《悲觀偏誤與決策預測的實證研究》，頁邊距裡填滿了他自己都快要認不出的批註。
手機震動了一下。他掏出來，是天氣預報的推送：明天晴，十二到二十一度。他盯著那條推送看了幾秒，然後按滅了螢幕。天氣預報明天晴，但後天呢？大後天呢？他曾做過一個關於氣象預測準確率的統計，七天的準確率只有百分之六十，十四天就跌破四十。人們總是相信明天會更好，可資料不這麼認為。
窗外的灰藍色正在加深，變成一種近乎墨色的濃度。遠處有鳥群飛過，像撒出去的芝麻。他想起小時候母親帶他去看心理醫生，醫生說這孩子有“過度悲觀傾向”，建議多接觸積極的事物。母親很焦慮，買了很多成功學的書放在他床頭，那些書直到今天還塑封完好地摞在老家的書架上。
他笑了，沒什麼溫度的笑。那個心理醫生三年前死於癌症，臨終前發了一條朋友圈，說“人生苦短，要活在當下”。他點了贊。
“林老師，您還不走嗎？”一個年輕的聲音從門口傳來。是他帶的研究生，叫周樂，名字很樂觀，人也是。圓臉，總是笑，笑起來眼睛就眯成兩條縫，像是永遠不知道什麼叫愁。
“馬上。”他說。
周樂走進來，手裡捧著一個紙箱，裡面裝著他的實驗材料——那些印著無數折線圖和柱狀圖的報告，那些被他反覆推翻又重建的假設。周樂說：“我幫您搬吧，您腰不好。”
他愣了一下。他從來沒跟學生提過自己的腰傷。
“謝謝。”他說。
電梯下行的過程中，轎廂裡只有他們兩個人。周樂盯著樓層數字從十二變成一，突然說：“林老師，我看了您那篇新論文的初稿。”
“嗯。”
“我覺得……您是不是太悲觀了？”周樂的語調小心翼翼地，像在試探一塊薄冰，“您說人類的決策預測系統本質上是有缺陷的，我們永遠無法準確預判未來，所以悲觀才是理性的選擇。可是……如果大家都這麼想，不就什麼都不會做了嗎？”
電梯到了一樓，門開啟，冷風灌進來。林遠舟沒有立刻回答。他走出樓門，才回頭看了周樂一眼，說：“悲觀者永遠正確，樂觀者永遠前行。”
周樂怔住了。
“這句話不是我說的。”林遠舟補了一句，然後接過自己的紙箱，“明天見。”
他抱著紙箱走在回家的路上，箱子不重，但路程不短。黃昏的光被霧霾濾成一層稀薄的橙色，落在柏油路面上像水漬。他走過每天都要經過的那座天橋，橋下是川流不息的車河，紅色尾燈連成一條動脈，把城市的人從這裡運到那裡，再運回來，週而復始，像某種絕望的迴圈。
他的公寓在十六樓，一室一廳，朝北，終年見不到太陽。他把紙箱放在玄關，換了拖鞋，去廚房給自己倒了一杯水。水是涼的，從濾水器裡流出來帶著一股塑膠味。他靠在料理臺邊喝水，目光落在冰箱上貼著的一張便籤上，上面是他自己的筆跡：下週四，體檢。
他撕掉那張便籤，揉成團扔進垃圾桶。
客廳的窗簾半拉著，外面的天色已經全黑了。他沒有開燈，在黑暗中坐了一會兒。手機又響了，這次是母親。他接起來。
“遠舟，吃飯了嗎？”
“還沒。”
“怎麼又不吃飯，你這樣身體要垮的。我跟你說，你表弟下個月結婚，你要不要回來一趟？”
“可能沒時間，實驗室最近在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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