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幾天，我把那本舊賬冊翻了一遍又一遍。不找錯賬，就看“為什麼這麼記”。我看到第三遍的時候，發現一個規律——那家錢莊的備付金，總是在糧價上漲前一個月開始上調，每次上調的幅度跟往年同期糧價漲幅幾乎一致。
我拿著賬冊去問周先生。他翻了兩頁，放下：“你發現了什麼？”
“這家錢莊不是在等糧價漲了才調備付金，而是提前一個月就開始調。他們有自己的一套預判邏輯，不是按朝廷的定例走的。”
周先生沒有評價，他想了想，從書架上抽了一本更舊的賬冊遞給我：“你看看這本。這是十五年前另一家錢莊的賬，它關門了。你看它關門那年，備付金是怎麼走的。”
我接過來翻了三天。那本賬冊的前半部分跟永昌號很像，有規律、有預判、有調整。到了第七個月，備付金突然斷了，再往後看，各項支出逐漸變得零碎而散亂，銀票兌付記錄開始出現延期，到第十二個月就沒有記錄了。
我合上賬冊，在那頁紙上寫了一行字：“不是算錯了，是算不動了。”
那天傍晚我去金葵花小課堂的時候，蕭承稷正在院裡澆桂花樹。他放下水壺：“賬冊看完了？”
“看完了。”
“看出什麼了？”
“永昌號能活下來，不是因為它算得準，是因為它在算不動的時候，還有別的路可以走。”
“比如？”
“比如他們提前一個月調備付金，是因為他們知道糧商會來。他們不是算糧價，是算人。”他點了點頭：“那你現在知道，通兌學到最後要學的是什麼了？”
我站在桂花樹下：“是算人。”
那天晚上我沒有做題。我坐在石桌旁，把那兩本賬冊並排放在桌上，一本活的，一本死的。
金葵花還在風裡搖著，蕭承稷坐在燈下翻書，沒有催我。我伸手撥了一下桌上那把金算盤的珠子，聲音清脆，像石子落進水裡，一圈一圈的，落到看不見的地方。
第二天錢策論課，孫先生出了一道題：“某錢莊想開第三家分號。請設計選址方案和資金安排。”
我沒有急著動筆，而是在草稿紙上先畫了一張圖，畫了三條路線，標了三條路線的運輸成本和糧價波動區間，然後才開始寫正文。交卷的時候，孫先生看了一眼：“你畫了圖？”
“嗯，先想清楚再落筆。”
他看完了圖，說了一句：“你的圖比你寫的字好看。”
我說：“字也可以練。”
他把卷子收走了。
週六傍晚沒有課，我在金葵花小課堂待到天黑。蕭承稷坐在燈下翻書，我坐在石桌旁重新算那道通兌題。雪梨湯己經涼了，我還沒動。他放下書看過來：“今天不急著回去？”
“嗯。想把這道題算完。”
他站起來，走到灶房門口，把涼了的雪梨湯端走，換了一碗熱的放回來：“喝完再算。算不完可以明天再算。”
我端起那碗湯喝了一口，溫熱的，甜潤的。“我明天還能來嗎？”
“你來不來，湯都在這裡。”他說，“你來了，就喝完再走。”
我低頭繼續算題。窗外桂花樹的葉子在風裡響了一聲，金葵花的影子落在臺階上，碗裡的湯還溫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