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場平穩度過，並未帶來多少輕鬆，反而像是一場漫長戰役的序幕拉開。
短暫的休整後，第二場的號角隨著試卷的遞入而吹響。
這一場，考的是 “五經文”五篇，需從《詩經》、《尚書》、《禮記》、《周易》、《春秋》中各選一經，作義理闡發之文。
與首場相比，題目更為專深，不僅要求對經文字身爛熟於心，更需要對歷代註疏有廣博的記誦和深刻的理解，是對考生經學功底更為嚴苛的審視。
譚弘毅沉心靜氣，依次瀏覽五道題目。
前四題雖各有難點，但尚在他精心準備的範圍之內，或引經據典，或闡發義理，皆能在他構建的“藏鋒”框架內從容應對。
然而，當目光落在最後一道，選自《春秋》的題目時，他的眉頭幾不可察地蹙緊了一下。此題涉及《春秋》中一段關於“宋人及楚人平”的記載，要求論其“微言大義”，評判宋、楚雙方及當時諸侯的態度。
這道題，恰好觸及他之前與蘇靜姝書信往來中，深入討論過的一個學術爭議點。
當時他結合自己對歷史規律的理解，提出過一個不同於主流《公羊》、《穀梁》註疏的見解，認為此事件更反映了在霸權爭雄下，小國為求生存的無奈與外交智慧，而非傳統註疏中一味強調的“尊王攘夷”或“貴義賤利”。
蘇靜姝在回信中亦引證數部相對冷門的雜史，支援了他的部分觀點，兩人曾為此探討良久。
此刻，在考卷上直面此題，他頓時陷入了兩難。
若按自己與靜姝討論後形成的理解來寫，固然新穎且在他看來更為合理，但必然偏離官方推崇的《胡氏傳》主流觀點，極易被閱卷官視為“穿鑿附會”、“標新立異”，在當下敏感的氛圍中，風險極大。
若完全照搬舊注，固然安全，卻又流於陳詞濫調，流於平庸，難以在數千份考卷中脫穎而出，更違背了他追求“經世致用”的學問本心。
這是一個艱難的抉擇。
是堅持己見而冒險，還是屈從流俗而求穩？
他閉上眼，腦海中閃過周山長“守正出奇”的教誨，閃過馮師“藏鋒”的叮囑，也閃過蘇靜姝那雙充滿智慧與理解的眼眸。
不能硬碰，也不能完全妥協。
片刻的掙扎後，一個念頭如電光石火般閃過。
他重新提筆，蘸墨，開始了書寫。他採取了一種 “巧妙平衡” 的策略。
文章開篇，他先立正論，以嚴謹的筆觸，清晰地闡述了《胡氏傳》對此事的主流觀點，即強調“尊王”大義，批評宋、楚的私下媾和，論述充分，引證確鑿，確保在主體框架上“守正”無誤，立於不敗之地。
然而，在充分論證了主流觀點之後，他筆鋒悄然一轉，以探討和補充的語氣引入：“然亦有先儒認為……” 在這裡，他並未直接丟擲自己的觀點，而是將自己與蘇靜姝探討後形成的、更為合理的見解，巧妙地包裝成某位“先儒”的看法（他虛擬了一位前朝不甚出名但以考據見長的學者“南山先生”），引述其考據史料，指出當時周王室衰微、晉楚爭霸的複雜背景，分析宋國作為小國在夾縫中求存的艱難與不得已的外交選擇。
他寫得極其謹慎，將這種“別解”嚴格限定在補充、豐富主流觀點的範圍內，強調其“亦備一說”，而非否定主流。
如此行文，既展示了自身博覽群書、不拘一格的學識，體現了對經典的多角度思考，又規避了直接挑戰權威、被視為“穿鑿”的風險。
他將可能引起爭議的“鋒芒”，用“先儒遺說”的古雅外衣嚴密地包裹起來，如同將一顆新酒裝入一個看似古樸的舊壇。
完成這篇《春秋》義，他輕輕舒了口氣，感覺比寫完前四篇加起來還要耗費心神。這種在刀尖上行走的平衡，需要極高的掌控力。
他仔細檢查了一遍，確認無誤，才將試卷小心放好。
然而，就在他剛放鬆下來，準備閉目養神片刻，應對接下來可能更耗心神的詩賦或策論時，號舍外原本還算明亮的光線，突然毫無徵兆地迅速變暗。
他抬頭從柵窗望去，只見方才還只是薄雲的天際，此刻已是烏雲翻墨，層層匯聚，天色變得異常昏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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