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不是買賣，是命脈。
怎敢輕易交到外人手裡？
可朝廷又實在管不過來。鹽鐵雖設專營，官府親自操辦，卻擋不住層層盤剝、上下勾連。歷朝查了又查，清了又清，始終難斷根。
糧食更棘手。官倉有限，運力不足，只能靠商人把米麵油鹽一車車拉進千城萬鎮，才不至於餓殍載道、民變四起。
商業一興，人口便動。農閒時湧進城裡的流民多了，治安便松；市井間銀錢轉得快了，人心便浮。生產力未漲，秩序先亂，這是誰都看得見的風險。
錢聚到商人手裡，便不再只圖利，還要圖名、圖勢、圖權。
地主捐個監生，商人買個虛銜，再託關係攀上某位官員……這路子，走著走著就成了常例。官商之間，漸漸分不清哪邊是手，哪邊是袖。
統治的根基，也就在這無聲無息中被蛀空了。
後世所謂“資本主義萌芽”，不正是這般長出來的？有錢者不甘居人下，便要擠進士紳之列，向舊門第伸手討位置。
但當朝天子未必想得那麼遠。他們只看見：商勢越盛，地方越難控；豪強越富，賦役越難徵；銀子越往南邊碼頭、北邊關市裡滾，朝廷賬上就越發乾癟。
於是重農抑商，成了代代相傳的章程。
不是皇帝蠢，看不到商稅的分量；恰恰相反，其中不乏精明老練之輩，早算過這筆賬。
確有糊塗人，真以為商稅不過零頭碎銀；但也有人清楚得很：若放任不管，這涓涓細流，終會沖垮堤壩。
只因弊遠大於利，多數人便裝作沒看見那扇門，繞道而行。
可太平日子久了，商業自己會長腳。王朝中後期，吏治一旦滑坡，便如雪崩難止。
田賦收不上來，商稅更沒人提。
後人常說：大明亡於國庫空虛。崇禎帝龍袍補丁摞補丁，便是明證。
可大明真窮麼？李自成破京後抄沒勳貴宅邸，報稱得銀一千八百萬兩……雖未必全實，卻也映出幾分真相：
國庫是空的，百姓是窮的，而高牆深院裡的那一撥人，酒肉未冷、錦緞未舊。
所謂“藏富於民”，藏到最後，藏出個煤山孤樹、白綾懸枝。
其實中後期的大明，並不缺錢。若能把該收的稅一分不少地收上來，打韃靼不過舉手之勞。
癥結就在“收不上來”三字。
翻遍整部《明實錄》，農業稅常年佔歲入九成以上，商稅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連北宋鼎盛時的零頭都不到。
宋朝也好不到哪兒去。“和買”名義上是官府採購，實則壓價強徵，苦的仍是種地的、織布的、挑擔的。
這是封建體制繞不開的老病根，但並非無藥可醫。
大明末年的一條鞭法，清初的攤丁入畝，都是對症的方子。
後世制度未必都好，關鍵看它能不能踩準這個時代的節拍。
你若在洪武年間喊“男女同科”，只會被人當瘋話；但若在賦稅上動一動筋骨，反倒是水到渠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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