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支紅筆終於滾了下去，在桌面上停住。筆尖那滴紅墨水落在白紙上，洇出一個小小的圓點。陸深把筆帽蓋上，和周航各自靠著沙發的扶手閉了眼睛，誰也沒有說話。
檯燈的光照著兩人的臉，走廊應急燈的綠光從門縫透進來，在地板上畫出一條細細的線，夜風吹動窗簾，遠處傳來梧桐葉沙沙的聲音。
周航先趴在桌上睡著了，眼鏡推到額頭上，手邊那杯咖啡已經涼透，杯底疊著棕色水印。陸深靠著沙發扶手閉眼坐著，帆布包擱在腳邊，保溫杯放在扶手上，杯壁上那條凹痕被他摸了一整晚，現在也涼了。
天矇矇亮的時候，保潔阿姨的腳步聲讓聲控燈一盞一盞亮起來。周航醒了，臉上還有桌面的壓痕，看了一眼桌上的臺賬和股權穿透圖，紅筆夾在紙中間。陸深沒多說什麼，把材料收進帆布包，拉上拉鍊時C級鎖芯鑰匙硌了一下手心。
他給陳鐵柱發訊息，還是老地方。陳鐵柱回了個字，嗯。兩人下樓，防火門在身後慢慢關上，清晨的空氣是涼的，停車場還帶著昨夜雨後的溼味。周航往辦公樓走，陸深往大門走，麵包車停在街角。
陳鐵柱的小拇指只剩半截。殘肢的頂端是光滑的，皮肉把骨頭包得很緊。二〇〇一年在工地被液壓鉗夾斷的時候傷口縫了十一針，從那以後緊張的時候他就會用右手拇指去摸那個位置。這個習慣是在部隊上留下的，到了地方也沒改掉。
他坐在麵包車裡，已經在這條街上停了快一個小時。副駕座位上的豆漿涼了，紙杯外壁掛著一層幹掉的水漬。擋風玻璃上還落著昨天那層梧桐樹的花粉，晨光把花粉的顏色照成了淡黃。
左岸咖啡館的玻璃門裡面，靠窗第二張桌子，那個男人又出現了。
三十多歲，灰色夾克，短髮，坐得很直。面前放著一杯美式咖啡，不翻手機，不看報紙，目光朝著窗外——朝著對面報社大樓的正門。第四天了。每天同一個位置，同一杯美式，同一個坐姿，正對報社大門。
四天裡蘇晚晴進出報社不下二十次，這個人一次都沒有跟過，他只是坐在那裡看著，像在記什麼東西。
陳鐵柱在部隊待了八年，偵察連出身。他認識這種人。不是在等朋友，不是在談生意，是在盯梢。每天準時來，坐在同一個地方不動窩，眼睛只朝一個方向看。這種人他見過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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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八點十分，蘇晚晴從報社正門出來了。米色風衣，馬尾，左手拎著採訪包，右手拿著手機在看什麼東西。她在門口停了兩秒鐘，往左邊掃了一眼，然後往左邊走過去。
陳鐵柱在後視鏡裡看了一眼。靠窗那個男人放下了咖啡杯，站起來，從椅背上拿了件深藍色外套，往門口走。他比蘇晚晴晚了大約四十秒出門。四十秒是個很講究的距離——不會太近被發現，也不會太遠跟丟。
他認得這種走法。步頻穩定，目視前方，從不回頭看，走路的節奏和街上的行人完全不一樣，雙手自然下垂微微握拳，肩膀不動，只有小腿在發力。部隊的人走路就是這個節奏，訓練過的。
他把麵包車從停車位上慢慢駛出來，保持著五十米以上的距離。陸深的規矩他一直記著：保護歸保護，別讓她覺得有人在後面跟著。五十米，視野邊緣，麵包車不換道，不走她的路線。
蘇晚晴沿著中山路往前走，在新華書店門口停了一下，看了看櫥窗，然後拐進了一條橫街。後視鏡裡，那個男人也拐了。他跟著她穿過橫街，在一家文具店門口停了一下，然後拐進了旁邊一棟六層樓的數碼城。
陳鐵柱把麵包車停在路邊，下車跟了進去。
數碼城裡麵人不多，工作日下午，一樓賣手機和電腦配件的櫃檯亮著冷白色的燈，幾個店員靠在櫃檯後面看手機。
那個男人上了扶梯到二樓，走了一圈，從另一側的扶梯下到一樓，然後從南門出去了。不是買東西。他在做反跟蹤路線檢查——從一個門進，繞一圈，從另一個門出去，確認身後沒有人跟著。
他從南門出來，看見那個男人穿過一條小巷，進了一棟六層寫字樓的後門。
他在巷子口等了兩分鐘，然後跟進去。樓梯間裡面的燈是聲控的，腳步聲一下一下亮起來，水泥地上的白灰牆被燈照得發黃。三樓，一扇門上面掛著一塊銅牌：海城德恆律師事務所。
門虛掩著，裡面有印表機的聲音。前臺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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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前臺站了幾秒鐘。桌上放著一疊檔案，抬頭印著德恆律師事務所的標誌。檔案右上角有一枚紅色印章：恆基建設集團常年法律顧問專案。
他拿出手機拍了一張。
德恆。恆基建設的常年法律顧問，恆基所有的合同、訴訟、對外法律事務都經過德恆，去年學位撤銷的時候替恆基出面施壓孫伯安的也是德恆。左岸咖啡館裡坐了四天的那個人，此刻就在德恆的辦公室裡面列印蘇晚晴的行程表。
他沿著走廊往裡走。走廊盡頭一間辦公室的門開著一條縫，印表機嗡嗡響著。他推門進去。灰色夾克的男人背對著門，正從印表機上取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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