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本的臉色變了一下，很快又恢覆了。
他點了點頭：“既然社長都這麼說了。”
然後就不再說話了。
會議繼續，下一個議題是下季度的預算分配。
我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表情如常，偶爾在筆記本上記幾筆。
會議結束後，我回到自己的辦公室，關上門，把檔案包扔在桌上。
落地窗外是丸之內的天際線，下午的陽光把那些寫字樓的玻璃幕牆照得刺眼。
我站在窗前，沒有看風景，看到的是玻璃上映出的自己的臉。
那是一張年輕的臉，二十三歲，剛畢業三個月，坐在一間可以俯瞰東京最繁華商業區的辦公室裡，剛剛在董事會上跟一個五十三歲的董事正面交鋒，贏了。
但我沒有覺得開心，因為意識到這種事以後還會發生無數次。
山本只是一個符號，他代表的是這個體系裡所有不願意接納一個年輕女性進入權力核心的人。
他們不會明說，因為明說太蠢了，他們會用年輕人這三個字來代替所有不能說的話。
這三個字不是稱呼，是一種武器。
它在說，你不夠老，所以你不配。你不夠老，所以你的意見不重要。你不夠老，所以你應該閉嘴，等你的頭髮白了再來。
我不會閉嘴。我從來不是一個會閉嘴的人。
母親從小教我“女孩子要乖巧要溫順”，她的眼淚沒有教會我乖巧，反而教會了我另一件事哭沒有用。哭不會讓任何人尊重你。
只有當你比他們更強、更聰明、更不近人情的時候，他們才會正眼看你，所以我選擇強勢。
不是因為我喜歡強勢，是因為在這個世界裡，強勢是年輕女性唯一能穿上的盔甲。
它重，它硌人，它穿著不舒服，但它能保護你。它能讓那些試圖欺負你的人知道，你不是一個好惹的物件。
下午五點半，我離開辦公室。
天已經快黑了，三月的日落還是很早。
丸之內的街道上滿是穿著正裝的下班族，每個人的臉上都寫著同樣的疲憊。
我走在人群中，第一次覺得自己和他們沒什麼不同。
我穿著和她們一樣的套裝，化著和她們一樣的淡妝，腳上踩著和她們一樣磨腳的高跟鞋。
我們都是從那些亮著燈的寫字樓裡走出來的，都是要在明天早上九點之前坐回到那張桌子前的人。
我們都是那個系統的一部分，不管我們願不願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