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結束了。”
我聽見自己說，像對別人說，也像對那個曾經縮在精神病院角落裡的自己說。
沈讓把車開到側門，我們沒走正門。
路上他問我想吃什麼，我想了想，說：
“西紅柿雞蛋麵。”
他看了我一眼，笑了一下：
“好。”
沈讓帶我離開了這座城市。
沒有大張旗鼓地走，只帶了幾箱書和一條舊圍巾。
臨行前，周律師打來電話，說賠償款月底前會打到賬戶。
我說：
“打給那個當年被程母送進精神病院的前妻吧。”
周律師愣了一下，說：
“你確定？”
“我確定。”我看向窗外，“我恨的不是程嘉樹一個人。”
我們去了南方一座小城。
沈讓在這邊買了房，一棟老小區的一樓，帶一個小院子。
院子外面有一棵很高的香樟樹，風一吹，滿屋子都是木香。
這裡沒有遮光窗簾，沒有助眠藥瓶。
他買了一張很寬的窗臺，鋪上軟墊，我每天坐在上面曬太陽。
調理身體的過程很慢。那些被三次流產掏空的部分，不是吃幾副藥就能補回來的。
沈讓每天盯著我吃藥，卻從不說“這是為你好”。
他總在門口敲三下，把藥和水放在桌上，然後去做自己的事。
我越來越依賴他。
一開始是藥，後來是每天的散步，再後來，是睡前那杯熱牛奶。
我發現了，開始害怕。
我怕他對我好，因為程嘉樹也對我好過。
我怕“為你好”三個字，怕那些不動聲色的安排，怕自己在不知不覺中，又變成另一個人手裡的提線木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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