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物理化學,與我儒學何干?”一位老編修堅持,“當單列一科,不與經學混雜。”
嚴復反駁:“不然!朱子雲:‘即物窮理’。格物致知,本就是儒學要義。西洋格致之學,正是‘即物窮理’之新發展。當融會貫通,方顯我儒學博大包容。”
康有為提出折中方案:“不若設‘經學部’與‘實學部’。經學部講四書五經、歷史文章;實學部講格致、算術、地理、外語。但二者需有聯絡——比如講《孟子》‘斧斤以時入山林’,可聯講林業、生態;講《禹貢》,可聯講地理、水利。”
這方案獲得多數贊同。
六月,教材初稿完成。林凡親自審閱。
他特別欣賞“實學部”的設計:算術不僅教算經,還教會計、統計;地理不僅講山川形勝,還講資源分佈、交通貿易;格致不僅講原理,還配實驗圖解。
“但有一處不足。”林凡指出,“當增加‘實業’部分,講解工商管理、工廠運營、貿易規則。讀書人將來不僅要做官做學問,也要辦實業興經濟。”
“這……”康有為猶豫,“士農工商,工商居末,恐遭非議。”
“那是老黃曆了。”林凡道,“如今工業立國,商通四海。實業家與士大夫,同為國家棟梁。這個觀念,要從教材開始轉變。”
七月,修訂後的教材開始試印。首批三千套發往帝國大學、各省新式學堂。
試用的反響兩極分化。
老派學子抱怨“不倫不類”,“失了讀書人的體面”。
但年輕學子卻大多歡迎。帝國大學學生陳天華在日記中寫道:“往日讀經,如霧裡看花;今讀新教材,經義與實學相證,頓覺豁然開朗。方知聖人之學,本應如此鮮活。”
八月,更激進的事情發生了。
康有為在《時務報》發表長文《孔子改制考》,提出石破天驚的觀點:孔子本就是改革家,作《春秋》是為後世立法;儒家“三世說”(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與西洋進化論暗合;今日倡新學、興實業,正是踐行孔子“大同”理想。
文章一齣,輿論沸騰。守舊派罵他“妖言惑眾”、“曲解聖人”;但支持者認為他“發千古之覆”、“為儒學開新路”。
爭論最激烈時,林凡在《帝國日報》發表署名文章《論學問之道》:
“學問如流水,不流動則腐;文明如樹木,不生長則枯。孔子刪《詩》《書》,定《禮》《樂》,正是整理創新;朱子集註四書,陽明倡‘知行合一’,皆是因時發展。今有學者倡‘新儒學’,非背叛道統,乃繼承聖賢‘日日新’之精神……”
“朕以為,真儒學當有三重境界:一曰修身立德,二曰經世致用,三曰開拓創新。三者兼備,方為完整。望天下讀書人,既不忘根本,亦不拒新流,共同推動華夏文明之新生。”
這篇文章定下了基調。雖然爭論還在繼續,但“新儒學”獲得了官方認可,開始從邊緣走向主流。
九月,徐繼畲完成《瀛寰志略補遺》,林凡親自作序。書中不僅詳述各國地理政經,更提出“文明互鑑”說:
“西人重器,中人重道,各有所長。若能以我之道,馭彼之器,以彼之器,彰我之道,則人類文明可臻新境。”
十月,帝國大學開設“新儒學講座”,康有為、嚴復、譚嗣同輪流主講。講堂每每爆滿,連窗外都站滿旁聽者。
一個秋日下午,林凡微服前往聽講。
那天講的是嚴復,題目是《天演與仁政》。
“……《天演論》雲‘物競天擇’,此自然界之法則。然人類社會,不能全憑弱肉強食。何也?因人有仁心,有禮義。我儒家講‘仁者愛人’,講‘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正是對純粹競爭之超越。”
“故新儒之學,當是‘競合之道’——對內競於業,精於技;對外合於義,立於仁。如此,方能在列國競爭中勝出,又不失華夏文明之本色。”
講畢,掌聲雷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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