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沉默。
“是誰用我爸的遺照做人臉驗證？”
他低下頭。
“是誰明知道鋪子屬於我，還打算從拆遷款里扣錢？”
他終於說不出求情的話。
我沒有落井下石，也沒有替他開脫，只把依法處理四個字送給他。
後來，許大勇主動退繳了一部分款項，也提交了他與周啟明之間的聊天記錄。
這些配合會不會影響最終處理，不由我決定。
二嬸給我打過幾次電話，一會兒哭訴孫子交不起學費，一會兒指責我不顧血緣。
我只告訴她，孩子的生活可以由成年人重新安排，但不能繼續靠盜用死者身份維持。
她再罵，我就結束通話。
我願意同情無辜的孩子，卻不會把這種同情變成替許大勇承擔債務的理由。
二叔搬出了老街。
臨走前，他隔著門罵我不認親情，以後沒人給我撐腰。
我沒有開門。
從他們決定讓父親死後揹債的那一刻起，那點所謂親情就已經被他們親手抵押掉了。
案件處理結束後，銀行向受影響的家屬書面道歉。
父親名下三筆虛假債務全部登出，相關記錄也被清除。
拆遷補償款一分不少地進了我的賬戶。
街坊再見到我，不再問我為什麼不替父親還錢，而是拿著家裡老人的賬戶來諮詢，該怎樣核對異常業務。
我把辦理流程打印出來貼在門口，誰來都可以免費拿一份。
曾經最愛說“銀行不會錯”的大伯公，也讓兒子陪著查了一遍自己的賬戶。
他查完後在鋪子外站了很久，最後只說了一句：“早知道大勇真敢這麼幹，我那天不該逼你。”
我沒有接受這句輕飄飄的解釋，也沒有繼續爭吵。
他不是不知道冒名貸款不對。
他只是在以為損失由我承擔時，選擇站在許大勇那邊。
如今事情牽連到所有老人，他才終於感到害怕。
有些人的道歉不是因為理解了受害者，而是因為發現下一次可能輪到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