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推土機來了】
通知是1991年4月貼到弄口的。
不是貼在菸紙店門口那塊專門給居委會貼告示的木板上——是直接貼在過街樓門洞的青磚牆上。漿糊還是溼的，順著磚縫往下淌。一個穿藍布工裝的小年輕貼完就走，劉叔從菸紙店裡探出頭來喊了一聲“啥通知”，那人頭也沒回。劉叔把老花鏡往鼻樑上推了推，湊近看了三行，轉過身朝弄堂深處喊了一聲。
“灶火弄要拆了！”
這一嗓子把整條弄堂喊醒了。
先出來的是陳阿婆，手裡還端著一隻剛洗乾淨的銅吊。趙大爺拄著柺杖從過街樓底下站起來，他本來在那裡曬太陽，椅子還溫著，人已經走到通知前面了。灶嬸快步走到老虎灶門口，朝著弄口張望。老李端著他那隻豁了口的搪瓷缸從3號出來，缸子裡的茶還沒泡開，茶葉浮在水面上。連周奶奶都拄著柺杖從屋裡走了出來——她很少出弄堂，上一次還是徐老師募捐那天。她的柺杖頭敲在青石板路上，篤篤篤地響，從支弄深處一路敲到弄口。
通知是紅標頭檔案格式，抬頭印著“上海市南市區人民政府”，底下蓋著區規劃和土地管理局的公章。正文不長，說灶火弄及周邊地塊已列入“1991年度舊區改造計劃”，涉及“市政道路拓寬”和“危舊住房改造”，要求居民積極配合動遷工作。具體補償標準和搬遷時間表“另行通知”。最後一行是“特此通告”。
“浦東開發”這個詞沒有出現在通知上。但弄堂裡的人都知道——從去年開始，報紙上天天在說浦東開發開放，南浦大橋在建，東方明珠電視塔剛打下第一根樁。浦西的老城區也要動，灶火弄所在的這片地塊，據說是要拓寬馬路，建“現代化商住綜合樓”。
“危舊住房，”陳阿婆把銅吊往地上一頓，“啥人講阿拉的房子危舊？我住了六十多年，牆頭沒裂過一條縫！”
“陳阿婆，人家講的是磚木結構老化——”趙建國從人群后面擠進來，中山裝的風紀扣系得嚴嚴實實。他今天休息，本來在家裡聽收音機，聽見弄堂裡鬧鬨鬨的才出來。他走到通知前面，從頭到尾看了一遍，然後轉過身來，臉上的表情很微妙——不是高興，也不是不高興，是那種“我早就知道但我不方便先說”的表情。
“建國，你在街道辦，這個訊息你老早曉得了吧？”劉叔把老花鏡摘下來，用圍裙角擦了擦。
“我也是上個號頭才聽到風聲。上面講這次動遷力度大，範圍廣，不單是阿拉灶火弄。”
“你聽到風聲不跟阿拉講？”陳阿婆的聲音拔高了。
“我講啥？還沒正式檔案下來，我講了萬一不準呢？”
“你不是不準，你是不想講。”老李靠在電線杆上，兩手插在褲兜裡。他說這話的時候聲音不大，但每個字都像是從牙縫裡擠出來的。他和趙建國這些年的過節，弄堂里人人都知道——從當年的棋攤對罵到後來的聯防隊員施捨。老李不是記仇的人，但他記得每一件事。
趙建國把臉轉過去，看著通知上的紅章。“我跟你們一樣，也是動遷戶。4號前樓是我分的房子，拆了我也要搬。我有啥好瞞的？”
“你分的房子是公房，阿拉有的是私房。”陳阿婆把銅吊端起來抱在胸前，像抱著一面盾牌，“公房拆了分新公房，私房拆了補銅鈿。銅鈿多少？通知上一個字沒寫。到時候你們街道辦的人坐在辦公室裡算出來一個數字，阿拉不同意就是‘釘子戶’——”
“姆媽，不要講了。”趙建國打斷了她。他叫的是“姆媽”，不是“陳阿婆”。陳阿婆楞了一下，銅吊差點從手裡滑下來。
趙建國的老婆王麗從4號視窗探出頭來，喊了一聲“建國，回來吃飯”。趙建國沒有應，只是站在那裡，看著那張通知。過了好一會兒，他轉過身往4號走，走到門口又回頭說了一句：“這次動遷，區裡下了死命令，年底前要完成。你們早做打算。”說完推門進去了。門在他身後合上，發出一聲悶響。
弄堂裡安靜了一瞬。然後所有人同時說起話來——陳阿婆說“我弗搬”，趙大爺說“搬不搬看補償”，劉叔說“菸紙店拆了我去哪裡做生意”，老李說“3號是阿珍孃家的房子，房產證上寫的是她名字”，鞋匠阿大把嘴裡的鞋釘拿出來，說了一句“我在弄口修了十五年鞋，搬走了啥人還認得我”。聲音攪在一起，誰也聽不清誰。
只有周奶奶沒有說話。她拄著柺杖站在通知前面，仰著頭看那張紅標頭檔案。她的眼睛不太好，白內障好多年了，大概看不清楚上面的字。但她還是仰著頭，看了很久。然後她轉過身，拄著柺杖慢慢地往回走。柺杖頭敲在青石板路上，篤、篤、篤，一聲比一聲遠。走到支弄深處的時候，她停了一下，扶著牆彎下腰，從地上撿起一片被風吹落的爬山虎葉子，放在手心裡看了看，又放回牆根。那個動作很輕，像是把一個睡著的小東西放回原來的地方。
那天晚上，老虎灶前所未有地熱鬧。
不是過年那種熱鬧——是人人都揣著心事、不吐不快但又不知道從哪裡說起的那種熱鬧。趙大爺坐在灶間最靠裡的角落，收音機掛在柺杖頭上，評彈在唱，但他沒有聽。老李坐在八仙桌邊，搪瓷缸擱在面前，缸子裡的茶從熱放到涼，一口沒喝。劉叔破例把菸紙店提前關了，搬了把竹椅坐在灶間門口。鞋匠阿大把皮匠攤收進來擱在八仙桌底下，在桌邊坐著，也不說話。徐老師牽著石頭走進來——石頭在上海交大讀大二，今天正好週末回家。他長高了一大截，肩膀寬了，聲音也粗了，但進了灶間還是習慣性地走到灶臺前幫灶嬸灌開水。陳阿婆站在灶臺前面，手裡端著那隻搪瓷茶缸，但她沒有像往常那樣發號施令。她只是站在那裡，看著灶膛裡的火發呆。
灶嬸灌完一圈開水，在圍裙上擦了擦手，忽然說了一句話：“我在搿搭燒了二十多年水。每天早朗四點鐘起來捅火，夜裡十一點鐘封火。嫁過來那年灶膛還是黃泥砌的，後來換了磚，又換了耐火水泥。我以為我要燒一輩子。”
她把抹布擱在灶臺上，聲音還是那麼爽利，但後半句輕了半度。“不曉得還能燒幾天。”
沒有人接話。灶膛裡的煤塊迸了一聲，似要試圖打破這片沈寂。
灶根叔從後院走出來。他走到灶臺前面，拿起那塊小黑板。小黑板上今天的開水價格還沒擦，他拿起抹布把字擦掉，晾乾，重新掛上去。然後他從櫃檯底下摸出一支粉筆，在黑板上寫了三個字——“水照燒。”寫完把粉筆擱在灶臺上，轉身回了後院。從頭到尾一個字沒說。
陳阿婆看著那三個字，楞了好一會兒，然後她把搪瓷茶缸往灶臺上重重一頓：“對！水照燒，日子照過！還沒拆到灶臺上來，急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