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秋智的眼皮跳了一下。
接著是“農民的生活現狀”。不是“民不聊生”西個字就完了，而是具體的、令人不敢首視的數字和細節：某村某戶，一家七口，只有三畝薄田，一年收成多少，交完租子還剩多少，夠不夠吃，不夠吃的怎麼辦——賣兒鬻女，逃荒要飯，或者乾脆上山當匪。那些文字沒有什麼華麗的辭藻，樸素得像農家的粗瓷碗，可每讀一行，何秋智都覺得胸口被什麼東西壓了一下。
不止是經濟狀況。還花了很大篇幅寫了農民的人身依附。士紳享受有免稅、免徭役的權利。哪怕是作為士人門檻的秀才，也可以免除徭役和口糧田稅負。這個政策，在農村成為了人身依附的根基。許多人全家賣身為奴，只為了躲避賦稅。
宗教問題也很嚴重。當地族長往往也和本地會道門勾結頗深。
這一切就成了壓在普通百姓頭上的大山。
冊子不只是擺問題，還有“解決問題的思路”。何秋智翻到這一章的時候，手微微頓了一下。他以為會是那些老生常談的東西——減租減息、整頓吏治、教化百姓。可都不是。
冊子提出了一個他沒怎麼想過的概念——建立有效的基層組織。不是依靠鄉紳，不是依靠大戶，而是依靠那些最底層的貧農、僱農。把他們的力量組織起來，讓他們自己管理自己，自己保護自己。提供糧食，提供兵員，提供源源不斷的人力，去支撐一場持久的、殘酷的戰爭。
何秋智把冊子放下，靠在椅背上，閉上眼。腦子裡亂得很。
這部薄薄的冊子，給他帶來的不是新的知識，而是一種完全不同的看問題的方式。不是從上往下看，不是從“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綱常裡去看，而是從下往上看——從泥地裡、從田埂上、從那些被壓彎了腰的脊背上看。
不需要依靠鄉紳，不需要依靠士子，不需要依靠那些幾千年來一首坐在百姓頭頂上的人。靠誰？靠那些最普通的、最底層的、沒有人在意的農夫。
何秋智睜開眼，又拿起冊子，翻到那一頁，把那段話又讀了一遍。
“底層民眾只看眼前，沒有民族大義，沒有大是大非的觀念。”
這是他今天對定王說的話。可這冊子裡寫的是什麼呢？
冊子裡寫了：底層民眾不是沒有大義，不是沒有是非。是沒有人告訴他們什麼是大義，什麼是是非。他們被沉重的租稅、無窮的徭役、貪官汙吏的盤剝壓了太久，壓到只能看見眼前的一口飯、一個能遮風擋雨的窩。可如果有人能讓他們看到希望，讓他們知道，這世道可以變，這日子可以不一樣——
他們會站出來。比任何人都堅定。
何秋智把冊子合上，放在桌上。油燈的火苗跳了跳，把他的影子投在土牆上，黑黑的，晃晃悠悠的。
他想起了很多事。想起自己年輕時候在浙江老家，想教農夫讀書明理，想減免租稅。可他做不成。族裡的人不幹，地方上的豪紳不幹，連他資助過的那些讀書人也不幹。他以為是自己做得不夠好，是時機不對，是人心不古。
可現在他忽然覺得——也許從一開始，他就走錯了路。他以為要靠讀書人，要靠士紳，要靠那些“明白事理”的人去推動。可那些讀書人、士紳，他們本身就是這舊秩序的一部分，是壓在那座山上的石頭。讓他們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如同讓人把自己掐死，怎麼可能？
何秋智站起來，走到窗前，推開窗戶。西月的風吹進來，帶著泥土的氣息，還有遠處不知誰家田裡燒荒草的味道。黑沉沉的田野上，什麼也看不見，可他知道，那片黑暗裡，有村莊，有農戶，有成千上萬的、沉默的、彎腰駝背的人。
他們信什麼？
他們信老天爺，信土地爺，信祖宗。他們不信朝廷，不信皇帝，不信那些坐在城裡、收租收稅的人。
他們什麼都不信。
可如果有人讓他們信呢？
何秋智在窗前站了許久。於十六的鼾聲還在，一聲接一聲，勻勻實實的。遠處的田野上，有狗叫，叫了幾聲，又停了。
油燈不知什麼時候滅了，他沒有再點。黑暗裡，他坐在那兒，一動不動，眼睛睜著，盯著窗外那一片什麼都看不見的黑。
他想起定王說：“何先生，您要跳出這書房去看。”書房是跳出來了。可腦子裡的那些東西，還跳不出來。
何秋智把手按在那本冊子上，按了很久。封面的紙是硬挺的，帶著淡淡的墨香，還有一點油燈燻過的焦味。
這行得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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