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的冬天來得比往年更早。
十月底就下了第一場雪，到十一月，松花江己經凍得結結實實。
糧食供應進一步縮緊。
糧站門口貼出了新的通知：成人每月口糧降至二十五斤，學生二十一斤。
比夏天那次的削減更狠。
陸建章站在糧站門口看了那份通知很久——二十一斤成品糧，一天七兩。
對這個正在備戰高考、每天高強度用腦的少年來說，這點糧食只能勉強維持基本的身體運轉。
他回家時路過巷口，看到一個老太太在糧站門口捂著空布袋坐在臺階上，低著頭，不說話。
但陸家的地窖裡存著足夠的糧食。
土豆、白菜、幹野菜、幾袋玉米麵，還有入冬前從黑市渠道買來的幾十斤紅薯。
這些東西是他從夏天開始一點點囤起來的，用自己的稿費、用從工人家屬那裡換來的渠道、用大姐週末去城郊挖回來的野菜。
這個冬天，全家人沒有捱過一天餓。
大姐有一次站在地窖門口，看著裡面碼得整整齊齊的土豆和白菜，沉默了很久。
然後她轉過身來看著他，問了一句：“你從夏天就開始存這些東西了。你那時候就知道冬天會不夠吃？”
陸建章正在往地窖裡搬最後一袋紅薯，拍了拍手上的泥，語氣平淡：“猜到一點。”
大姐沒有追問，但她看他的眼神里多了一種東西——不是困惑，是某種沒說出口的確認。
她開始真正習慣這個弟弟的先見之明，不再驚訝，只是照做。
父親從大慶寫來信，說油田的糧食供應也開始緊張。
井架上體力活重，工人們的口糧卻減了又減。
但他在信裡沒有抱怨，只說“家裡夠吃就好”。
陸建章把信收好，讓大姐給父親寄去了十斤全國糧票和一個包裹——裡面是大姐連夜烤的兩袋玉米餅，還有幾條鹹菜。
包裹寄出之後，他站在郵局門口，看著遠處工廠的煙囪在寒風裡冒著黑煙。
雪又開始下了。
補習班在入冬後暫停了。
不是因為沒有學生，是因為煤不夠。
學校縮減了各教室的供暖用煤，改發煤票讓學生回家學習。
王老師在班上宣佈“寒假以自學為主”，幾個學生愁眉苦臉地收拾書包。
陸建章把補習班的西個學生叫到一起，把每個人的薄弱環節重新梳理了一遍，留下詳細的複習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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