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故事是我爸的一個老同事講的。他姓廖，湖南株洲人，五十來歲，在殯儀館開了二十多年的靈車。我們當地人都叫他廖師傅，誰家有人走了，第一個打的電話不是派出所也不是醫院，是廖師傅。他的手機二十四小時不關機，鈴聲是一首很老的流行歌，聽著挺喜慶的，但半夜響起來的時候總能讓人心裡咯噔一下。
廖師傅幹這行是子承父業。他爹老廖師傅是株洲最早的一批殯葬工，從七十年代一直幹到退休，什麼場面都見過。廖師傅十七歲就跟著他爹跑靈車，第一次抬屍體的時候吐得膽汁都出來了，後來慢慢就習慣了。他跟我說過一句話：死人不可怕，活人才可怕。死人不會害你，活人才會。但他也承認，在這二十多年裡，有那麼幾回，他碰上了一些用常理說不通的事。
其中最讓他難忘的，是一個老太太。
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有一天半夜，廖師傅接到一個電話，說株洲下面一個叫淥口的地方有個老太太過世了，讓他去拉一趟。打電話的是老太太的兒子，聲音聽著挺平靜的，不像是剛死了媽的樣子。廖師傅也沒多想，開了靈車就去了。淥口那個地方在湘江邊上，老太太家住在江邊一片老居民區裡，巷子窄得靈車開不進去，廖師傅只好把車停在巷口，跟老太太的兒子一起走進去。
老太太的家是一棟兩層的自建房，年頭不短了，牆皮斑駁脫落，大門上貼的門神已經褪色成了兩張白紙。廖師傅一進門就覺得這屋子不對勁——不是有什麼嚇人的東西，而是太安靜了。按理說家裡有人過世，總該有些動靜，要麼是親人圍著哭，要麼是鄰居來幫忙，要麼是擺靈堂燒紙錢。但這間屋子裡什麼都沒有，客廳裡只點著一盞瓦數很低的燈泡，昏黃的光照得滿屋子都是影子。老太太的屍體就停在客廳正中間的門板上，身上蓋著一床舊棉被，臉上蒙著一張黃紙。旁邊坐著兩個人，一個是老太太的兒子，一個是老太太的兒媳婦，兩個人安安靜靜地坐在小板凳上，臉上什麼表情都沒有，像是兩尊泥塑。
廖師傅心裡有點犯嘀咕，但也沒多問。他幹這行這麼多年，見過各種家屬，有的人哭天搶地，有的一聲不吭，悲傷的表現方式不一樣，沒什麼好奇怪的。他走到門板前面，掀開老太太臉上的黃紙看了一眼——老太太大概七十多歲的樣子，瘦得皮包骨頭，臉上皺紋深得跟刀刻的一樣，眼睛閉著，嘴也閉著，表情說不上安詳也說不上痛苦，就是一張很普通的死人的臉。廖師傅確認了一下死亡證明，簽了字，就準備把老太太抬上擔架。
就在他彎腰去抱老太太肩膀的時候，他忽然聞到一股味道。不是死人身上那種腐爛的臭味，也不是老人身上常有的那種老人味，而是一種很濃很濃的香——檀香混著紙錢燃燒的味道，還夾著一絲若有若無的花香。這味道來得特別突然，像是有人在他鼻子跟前點了一炷香。廖師傅愣了一下，回頭看老太太的兒子和兒媳婦，兩個人還是那副泥塑的樣子，手裡沒有香，屋裡也沒有點香的痕跡。他深吸了一口氣，那味道又沒了。
他以為是自己的錯覺，繼續把老太太往擔架上挪。擔架抬起來的時候，蓋在老太太身上的棉被滑下來一角，露出老太太的一隻手。廖師傅無意間看了一眼那隻手，心裡咯噔了一下——老太太的右手攥成拳頭，攥得特別緊，指節都發白了，像是臨死前用盡了全身的力氣在握著什麼東西。他試著掰了掰老太太的手指，硬得跟鐵鉤子一樣，根本掰不開。他問老太太的兒子，老太太手裡攥的是什麼，要不要取出來。兒子搖了搖頭，說不用，他媽臨終前交代過，手裡這東西要帶到棺材裡去，誰也別動。
廖師傅說行吧，把棉被重新蓋好，把人抬上了靈車。按照家屬的要求，老太太要拉到株洲市殯儀館火化。從淥口到市殯儀館大概四十多分鐘車程，廖師傅開靈車開了這麼多年，這條路閉著眼睛都能開。他讓老太太的兒子坐在副駕，自己發動了車子。靈車剛開出巷口，車裡的收音機忽然自己響了，沙沙沙的一陣噪音，然後是一個女人在唱歌，唱的是花鼓戲，《劉海砍樵》裡的一段。廖師傅伸手去關收音機，按了好幾下開關，關不掉，收音機還在響，那女人的聲音越唱越尖，最後變成了一陣刺耳的電流聲，啪的一聲，收音機自己滅了。
廖師傅轉頭看了一眼副駕上的老太太兒子，那人靠在座椅上，眼睛閉著，像是睡著了。他心想這人也是心大，媽剛死就能睡著。從淥口到市區的路上要經過一段沿江的堤壩路，路不寬，兩邊都是密密麻麻的意楊樹，車燈照過去樹影幢幢的。開到那段堤壩路上的時候，廖師傅聽見靈車後面的車廂裡傳來一個聲音——咚，咚，咚，三下，像是在敲車廂壁。他下意識地踩了一腳剎車，車速慢下來，那個聲音就停了。他又踩油門加速，聲音又響了，咚，咚，咚，節奏跟剛才一模一樣。
廖師傅說當時他握著方向盤的手心全是汗。他開靈車這麼多年，從來不怕拉死人，但今晚這事從頭到尾都透著一股邪氣。他不怕死人，他怕的是死人沒死透。他把車速放慢，問副駕上的人有沒有聽到什麼聲音。那個兒子睜開眼睛看了他一眼，說沒有，什麼聲音都沒聽到。廖師傅從後視鏡裡看了一眼後面的車廂——棺材安安靜靜地放在車廂裡，綁棺材的繩子緊緊的，什麼都沒有異常。他一腳油門踩到底，靈車轟的一聲衝過了堤壩路，上了國道以後路面寬了，路燈也亮了，那個敲棺材的聲音再也沒有響過。
到了殯儀館，廖師傅把棺材卸下來推進停屍間。按照流程，入殮師第二天會做遺體告別前的整理。他簽了交接單，準備回去睡覺。走出殯儀館大門的時候，他忍不住回頭看了一眼停屍間的方向——走廊盡頭那盞日光燈忽明忽暗地閃了兩下，徹底滅了。
第二天一早廖師傅接到殯儀館打來的電話。打電話的是殯儀館的老入殮師，姓王，幹這行比廖師傅還久，是個膽子比天還大的人。王師傅在電話裡聲音有點不對勁，問廖師傅昨晚那老太太是從哪拉來的。廖師傅說淥口，怎麼了。王師傅說你來一趟吧，有個東西你得看看。廖師傅到了殯儀館，王師傅把他領到停屍間裡，掀開蓋在老太太身上的白布，指著老太太的手。老太太的右手還是攥成拳頭，跟昨晚一樣攥得死緊。王師傅說，他今天早上準備給老太太整理儀容的時候，發現老太太這隻手攥了一夜了，他用熱水敷、用藥水泡、用手指慢慢掰，什麼辦法都試了，就是掰不開。後來他實在沒辦法，拿了把鉗子，把老太太的手指一根一根撬開了。手心裡攥著的東西，讓他一個幹了三十年殯葬的老頭子都覺得後背發涼。
王師傅把那個東西放在一個不鏽鋼托盤裡，端到廖師傅面前。托盤裡是一張照片，黑白的老照片，邊緣已經發黃卷曲了，被老太太攥得皺皺巴巴的。照片上是一家四口——一對年輕夫妻和兩個孩子，大的是個男孩，小的是個女孩。照片上的女人二十出頭的樣子，梳著兩條大辮子，穿著碎花襯衫，笑得很燦爛。男人穿著中山裝，表情有點嚴肅，手裡抱著小女兒。那個大兒子站在前面，大概四五歲的樣子，虎頭虎腦的。廖師傅看了半天，沒看出什麼名堂，問王師傅這照片有什麼問題。王師傅指了指照片上那個女人的臉，說你再仔細看看。
廖師傅拿起照片湊近了看，這回他看清楚了——照片上那個女人的臉不是原來的臉。她的五官被人用針尖一針一針地扎過，密密麻麻的全是針眼，把整張臉紮成了一片模糊的坑坑窪窪，像是有人跟這張照片上的女人有深仇大恨，不把她的臉毀掉就不解氣。他再仔細看那個男人和兩個孩子的臉，也是被針扎過的，但沒有女人扎得那麼厲害，只是眼睛的位置被紮了幾個洞。照片背後用圓珠筆寫了幾個字，字跡歪歪扭扭的，墨水早就褪成了淡藍色，但還能認出來——攝於一九七三年冬，全家福。
廖師傅把照片翻過來又翻過去，總覺得哪裡不對勁。王師傅在旁邊說了一句話，讓他渾身起了雞皮疙瘩。王師傅說，你看這一家四口，老太太是照片裡的誰。廖師傅愣了一下，然後反應過來了——照片裡只有四個人，年輕的夫妻和兩個孩子。如果那個大兒子是來辦喪事的那個，那老太太就應該是照片裡那個年輕女人。但那個女人看起來只有二十出頭，而老太太死的時候已經七十多了。五十年的時間，一個人從二十歲變成七十歲，這很正常，不正常的是——為什麼要把自己五十年前的照片攥在手裡，攥到死都不鬆手？又為什麼要把照片上自己的臉扎爛？是誰扎的？她自己扎的，還是別人扎的？
廖師傅後來去找了老太太的兒子，想問問這張照片的事。兒子看到照片以後表情變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復了那副泥塑一樣的臉。他什麼也沒解釋，只是說了一句：我媽這輩子做了虧心事，臨死還在怕。廖師傅問他什麼虧心事，兒子不說了，拿了照片轉身就走了。
這件事在廖師傅心裡擱了很多年。後來有一次他去淥口拉活，順便跟當地的老人打聽了一下那戶人家的事。有個八十多歲的老太太還記得那家人，說那家女人年輕的時候長得漂亮，是淥口街上有名的美人，嫁給了一個老實巴交的工人，生了一兒一女，日子過得挺不錯。後來不知道什麼原因，她跟同一條街上另一個有夫之婦鬧了矛盾，鬧得特別兇，兩家男人都動了手。那個有夫之婦的老公是個炸藥性子，有一天喝了酒，當著整條街的人指著她罵，說了一句狠話，然後就跑了。沒過幾天，有人在江邊發現了那個男人的屍體，是跳江死的。男人死後，他老婆瘋了，逢人就說那個女人害死了她男人。又過了不久，那瘋女人也掉進江裡淹死了，到底是不小心掉進去的還是自己跳下去的，誰也說不清。一對夫妻，前後腳都死在了湘江裡。
從那以後，這家的女人就變了。原先愛說愛笑一個人，變得沉默寡言，不出門不串門，大白天也把窗簾拉得嚴嚴實實。她開始燒香拜佛，家裡一天到晚香菸繚繞，路過她家門口都能聞到那股檀香味。街上的人都說她是心裡有鬼，怕那對夫妻回來找她。這麼過了幾十年，她男人先走了，兒女也成了家搬出去了，她一個人住在老街那棟房子裡，越老越孤僻。
老太太死的那天晚上，她兒子和兒媳婦守在她床前。據兒子說，老太太嚥氣之前忽然睜開了眼睛，眼睛瞪得溜圓，直直地盯著天花板，嘴裡喊了一個名字——不是她兒女的名字，是一個幾十年沒人提過的名字，就是當年跳江死了的那個男人的名字。她喊了三聲，一聲比一聲低，最後一聲像是被人掐住了嗓子一樣戛然而止，然後就斷了氣。她死後眼睛還睜著，怎麼抹都抹不下來，最後是兒子用手掌蓋上去，捂了好一會兒才合上的。那隻攥緊的右手裡，就是那張被她扎爛了自己臉的全家福。也許她這輩子都在恨自己，恨自己年輕時候做過的事，恨到要把照片上自己的臉扎爛。也許是那個瘋女人死前也在恨她，恨到讓她用一輩子的時間來害怕，最後在恐懼裡斷了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