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故事是我在濟南聽來的。講這事的人姓崔，四十出頭，在濟南歷下區一個商場裡開奶茶店，生意不鹹不淡，人倒是很能聊。那天晚上十點多商場快打烊了，就我一個顧客坐在吧檯邊上喝奶茶，老崔一邊擦操作檯一邊跟我扯閒篇。聊到各自的職業經歷，他說他以前不是幹這個的，他大學畢業以後在濟南一家老電影院裡當過好幾年的放映員。我一聽放映員這個職業就覺得有故事，因為現在數字放映不需要人盯著，但以前膠片機時代，放映員得一直坐在放映室裡，一部電影換好幾盤複製，一盤放完趕緊換下一盤，中間不能斷，一斷觀眾就罵街。老崔說他在放映室裡待了五年，什麼片子都放過，什麼場次都盯過，白天的、晚上的、午夜場的都幹過。午夜場是最熬人的，整個放映室裡就他一個人，放映機咔嗒咔嗒地轉，光束從放映視窗打出去，穿過黑漆漆的影廳打在銀幕上。他說有時候凌晨兩三點，整棟樓裡可能就放映室還亮著燈，走廊裡安靜得能聽見自己的心跳。放午夜場的老放映員之間流傳著一句話——銀幕上在演別人的故事，銀幕下面也在演，只是銀幕下面的東西你看不見。
老崔說他在這家電影院幹了五年，遇到過一些用常理說不通的事。有一回放一部國產恐怖片，午夜場，觀眾不多，影廳裡稀稀拉拉坐了二十來個人。放到一半的時候，銀幕上的畫面忽然抖了一下，像是複製被什麼東西卡住了。老崔檢查了一下放映機，運轉正常，膠片沒有跳幀，但銀幕上的畫面就是一直在抖。他以為是複製的問題，湊到放映視窗往影廳裡看了一眼——銀幕在抖，但觀眾都沒有反應，二十幾個人安安靜靜地坐在座位上，仰著頭盯著銀幕，一動不動的。他覺得這個畫面有點不對頭，又說不上哪裡不對。又放了十幾分鍾，銀幕不抖了，他把這事擱在腦後，繼續放下一盤複製。散場以後他下去收東西，走到影廳最後一排的時候，發現角落裡坐著一個老太太，頭髮花白，穿著一件灰撲撲的舊式斜襟布衫。老太太低著頭，像是睡著了，老崔走過去輕輕叫了一聲“大娘，散場了”，她沒反應。他又叫了一聲，伸手想去拍拍她的肩膀，手指剛碰到她衣服的一瞬間，那個老太太的身體就塌了下去——不是人站起來走了，是整個人像洩了氣一樣癟了下去，衣服軟塌塌地堆在座位上，領口裡什麼都沒有。他嚇得彈出去好幾步遠，後背撞在對面的椅背上，疼得齜牙咧嘴。等他再定睛一看，座位上什麼都沒有，沒有衣服，沒有老太太，就好像剛才那一幕全是他眼花了一樣。
老崔說他當時安慰自己，肯定是放午夜場太累了，腦子不清醒產生了幻覺。但這個事過了沒幾天，他又碰上了第二件事。那天放的是一部老愛情片的復映，也是午夜場。觀眾比上次還少，總共就七八個人，全是情侶，坐在影廳中間幾排的角落裡卿卿我我。老崔在放映室裡無聊，趴在放映視窗上往下看。影廳裡光線很暗，只有銀幕反射的光在觀眾臉上明明滅滅。他無意間掃了一眼最後一排——就是上次那個老太太出現的位置——頭皮一下子就炸了。最後一排最左邊靠牆的座位上，並排坐著三個小孩。三個小孩穿著一樣的灰布衣服，剃著一樣的光頭，安安靜靜地坐在那裡，仰著頭看著銀幕。他們的坐姿完全一致，兩隻手放在膝蓋上，背挺得筆直，像是被尺子量過一樣。最讓老崔心裡發毛的是三個小孩的臉——銀幕的光打在他們臉上，每一個小孩的表情都是一模一樣的，嘴角微微上翹，半笑不笑，像是三個同一個模子印出來的雕塑被擺在了同一排座位上。
老崔放下手裡的複製盤，從放映室出來，順著樓梯下到影廳入口，推開門往最後一排看——那三個座位是空的。他走進去用手電筒照了一圈，座位上什麼都沒有，座椅的坐墊平平整整的，不像剛剛有人坐過。他又抬頭往放映視窗的方向看了一眼，自己剛才趴過的那個視窗黑洞洞的，像一隻沒有眼珠的眼眶。
老崔後來跟電影院的經理說了這些事。經理姓霍，在這家電影院幹了大半輩子，從放映員一路做到經理，什麼怪事都見過。霍經理聽他說完以後沒有表示驚訝，而是把他帶到電影院的地下室。地下室在放映機房下面，是一間磚砌的雜物間，裡面堆滿了淘汰下來的舊放映機、舊複製、舊海報，空氣裡瀰漫著一股膠片發黴的味道。霍經理用手電筒照到牆角——那裡堆著幾張老舊的木頭椅子，跟現在影廳裡那種軟包的豪華座椅不同，是那種老式的翻板木椅，椅背上刻著褪色的座位號，扶手上的漆已經磨光了。霍經理告訴他，這家電影院不是解放後新建的，是解放前就有了，最早是一個戲園子，後來改成了電影院，戲園子的木椅子一直用到六十年代才換掉。戲園子時期來這兒的觀眾跟現在不一樣，現在看電影的年輕人居多，以前戲園子是全家人一起來，帶小孩的尤其多，大人看戲，小孩滿場跑。有一年冬天戲臺上演京劇，一個跑龍套的武生翻了跟頭沒站穩，手裡的道具銅錘飛了出去，正好砸在臺下第一排一個小孩的天靈蓋上，小孩當場就沒了。那是個男孩，五歲，姓丁，他爹是濟南老火車站搬貨的苦力，家裡三個孩子，挨砸的這個是老大。戲園子賠了錢，班主帶著武生去丁家磕頭賠罪，事情算私了了。但丁家那個苦力後來也不知道從哪聽說的，說那個銅錘掉下來的時候武生其實接住了，是武生跟丁家有過節故意砸的。這事的真相已經沒人說得清了，但從那以後，每隔一陣子影廳最後一排就會多出幾個看不見的小孩，有時候是三個，有時候是兩個，有時候只有一個，有人說是丁家那個孩子的魂還在電影院裡等散場，他的兩個弟弟怕他一個人等得孤單，也來陪他。也有人說是那個武生的銅錘上沾了太多汗，汗裡帶著怨氣，砸下去的那一刻就烙下了一個印子，這印子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在那個位置上重演一遍。
老崔問霍經理，那排椅子一直放在這裡嗎？霍經理說不是，他們換過很多次椅子，最後一次換的時候把那排老木椅搬到了地下室，本以為這樣就能消停，但換了新椅子以後那三個小孩還是會在同一排出現，像是他們認的不是椅子，是那個位置。霍經理說他自己也看見過——那個位置是以前戲臺正前方第一排最左邊靠牆的三個座位，不管影廳怎麼改造怎麼翻新，最後一排靠牆的那個角落，總會有幾個空位是賣不出去的，哪怕別的座位全賣空了，那幾個座位也賣不動。有時候售票系統明明顯示售出了，但檢票的時候那幾個人就是不來，打電話過去是空號。後來他們乾脆把那幾個座位設成了維修狀態，不賣了。
老崔後來辭了電影院的工作出來自己創業，開過麵館開過服裝店最後開了這家奶茶店。他說他走的那天最後一次去影廳看了看，下午場，放的是一部喜劇片，滿場的笑聲像潮水一樣一波一波地湧過來。他站在最後一排靠牆的位置旁邊，那個座位空著，坐墊乾乾淨淨的，扶手上放著一顆不知道誰掉的水果糖，用透明玻璃紙包著，糖紙在銀幕反射的光裡亮晶晶的。他把那顆糖撿起來放在座椅正中間，然後轉身走了。下樓梯的時候他想起來一件事——他小時候第一次來這家電影院是他爺爺帶他來的，那時候他大概五歲，看的是一部什麼片子他已經忘了，只記得散場的時候爺爺拉著他的手往外走，走到樓梯口他忽然回頭看了一下。影廳最後一排靠牆的座位上坐著一個穿灰布衣服的小孩，兩隻手放在膝蓋上，背挺得筆直，安安靜靜地看著空蕩蕩的銀幕。他當時拽了拽爺爺的袖子，說爺爺你看那邊有個小朋友，他爺爺回頭看了一眼，臉色一下就變了，一把抱起他就往外走。他回家以後發了三天燒，嘴裡一直唸叨著同一句話：“電影還沒演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