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聽到“鬼轎”這個詞，是從我二舅嘴裡。那天是農曆七月十三，中元節前兩天，全家人聚在姥姥家吃晚飯。飯桌上不知怎麼就說起了村裡的怪事，二舅喝了兩杯米酒，臉紅得像關公，忽然壓低了嗓子說：“你們誰晚上走過村後面那條老路？就通往後山採石場那條。”大家都搖頭。二舅把酒杯往桌上一頓，杯底磕在木桌上發出一聲悶響：“那條路走不得，尤其是夜裡。那路上有頂轎子。”
我當時正在夾一塊紅燒肉，筷子懸在半空中。二舅說，那頂轎子他親眼見過，大紅轎子，四個角掛著銅鈴鐺，轎簾是緞子的，繡著金線的鳳凰。抬轎子的是四個穿黑衣裳的男人，看不清臉，走起路來腳不沾地，轎子從路面上飄過去，一點聲音都沒有。只有鈴鐺在響——叮噹、叮噹、叮噹，不急不緩，像送葬的鑼鼓點。二舅說這話的時候眼睛瞪得溜圓，酒氣從鼻孔裡噴出來，看著像是在說醉話。但桌上的幾個長輩都沒有笑，我姥姥甚至放下了筷子，臉色很不好看。
“你別在細伢子面前講這些。”姥姥說。二舅訕訕地閉了嘴，端起酒杯又灌了一口。
這件事在我心裡種了根。那年我十五歲，正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年紀，好奇心像貓爪子一樣在心裡撓。飯後我纏著二舅問了半天，他死活不肯再多說，只丟給我一句話：“別走那條路就行。”
那條路我知道。通往後山採石場的路，從村子後頭拐出去，穿過一片廢棄的果園，再爬一個坡就到了。採石場十幾年前就關了，現在只剩一堆亂石頭和幾間塌了頂的破工棚，平時根本沒人去。我在村裡待到中元節那天，表弟陳宇來找我玩。陳宇比我小一歲，膽子比我大兩圈，是那種敢徒手抓蛇、摸黑鑽山洞的主。他神神秘秘地跟我說，今天晚上村裡的大人都去河邊放河燈了，沒人管我們，要不要去後山“探險”。我問他探什麼險。他擠了擠眼睛，湊到我耳邊說了兩個字：“鬼轎。”
原來他也聽到了那個傳說。他們村裡的小孩早就傳開了，說採石場那條路上半夜十二點會有轎子經過，誰要是看見了，就得跟著走。至於走到哪裡去，沒人知道，因為跟上去的人都沒有回來過。
“你信？”我問。陳宇拍了拍胸脯說當然不信，所以才要去看看。我說好，那就不見不散。
晚上十點半，我從姥姥家溜了出來。村裡靜得出奇，中元節的夜晚家家戶戶都關著門窗，路邊隔幾步就有一堆燒過的紙錢灰，風一吹灰燼就揚起來，飄到臉上涼絲絲的。月光很亮，把路面照得發白，但兩邊的樹影黑得像墨汁潑在地上，風吹過樹梢的時候發出嘩啦啦的響聲，像是有很多東西在頭頂竊竊私語。我在村口的大樟樹下等到了陳宇，他帶了一個手電筒和兩瓶礦泉水，臉上寫滿了興奮。兩個人沿著村後的土路走了大概二十分鐘，穿過了那片廢棄果園。果園裡的果樹早就枯死了，樹皮開裂，枝丫扭曲地指向天空，在月光下像一具具奇形怪狀的骸骨。
到了採石場山下，陳宇找了塊大石頭蹲在後面，把手電筒關了，說我們就在這兒等。等什麼？等十二點。如果十二點轎子沒來，就說明那些都是編的，我們打道回府。如果來了——他說到這裡嘿嘿笑了一聲——我們就看一眼，然後跑。
時間一點一點地爬。山裡的夜涼得很快，汗水被風一吹貼在皮膚上冷得刺骨。周圍安靜得不正常——沒有蟲叫，沒有蛙鳴，連樹葉都不響了，整個世界像是被塞進了一個密封的罐子裡。我幾次想開口說話都被這種安靜堵了回去，總覺得一齣聲就會驚動什麼東西。十一點五十左右，月亮被一片雲遮住了，山路沉入了徹底的黑暗。陳宇正要開手電筒，我按住了他的手。因為我聽到了一個聲音。鈴鐺聲，叮噹、叮噹、叮噹，節奏和二舅描述的一模一樣，不快不慢，像是某種古老的計時器在走動。鈴鐺聲在寂靜的山谷裡傳得格外清晰，每一聲都像是一顆冷水滴進耳朵裡，激得人頭皮發麻。
聲音從採石場的方向過來的，越來越近，越來越清楚。我趴在石頭後面，露出半個頭往路上看——月光剛好從雲層縫隙裡漏下來一束，照在那條荒蕪的山路上。先看到的是四個黑色的輪廓。是人形，但走路的姿態很僵硬，膝蓋不彎，手臂不擺，直直地往前移動。他們扛著一根轎槓，轎槓中間掛著一頂轎子，大紅轎子，跟二舅說的一模一樣——轎簾是暗紅色的緞子，繡著金線的鳳凰，鳳凰的眼睛不知道用什麼線繡的，在月光下泛著幽幽的綠光。轎頂四個角掛著小銅鈴，隨著轎身的微微晃動發出叮噹叮噹的聲響。整個轎子從路面上無聲地滑過去，沒有腳步聲，沒有轎槓吱呀的摩擦聲，只有鈴鐺的聲音在山谷裡來回盪漾。
陳宇的臉在月光下白得跟紙一樣，嘴唇緊緊地抿著，剛才那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勁頭已經消失得乾乾淨淨。我比他好不到哪去，心臟跳得像是要從嗓子眼裡蹦出來，手心裡全是汗，抓著石頭邊緣的手指都在抖。
轎子走到山路轉彎的地方，停了。四個黑衣人同時停了下來，動作整齊得像是一個人。轎子懸在半空中，微微晃動，鈴鐺又響了幾聲，然後也停了。安靜了大概幾秒鐘，然後轎簾動了一下。一隻手從轎簾縫隙裡伸了出來。那隻手在月光下白得透明，細長細長的，五根手指像是五根打磨過的玉簪，指甲塗著暗紅色的蔻丹，在慘白的皮膚上格外刺目。那隻手撩開了轎簾的一角，露出一張臉。女人的臉，半明半暗地藏在轎簾後面。她的皮膚和手一樣白得近乎透明，嘴唇鮮紅欲滴，頭髮是盤起來的，插著一根銀簪子。她朝著我們藏身的方向，慢慢地笑了一下——那笑容說不出的好看，也說不出的瘮人，嘴角翹起的弧度像是被一根線牽著，精準得不真實。她的另一隻手從轎簾裡伸出來，朝我們招了招。
那個招手不是普通的招手，是那種“你過來，來我這裡”的招手，手指柔軟地彎曲著，像水草在水底搖曳。我的腦子在那一瞬間像是被什麼東西糊住了，恐懼感忽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奇怪的、暖洋洋的睏意，像是冬天早上賴在被窩裡不想起來的那種感覺。那個女人在叫我——她沒有出聲，但我能聽到她的聲音，聲音不在耳朵裡，在腦子裡，像是一根絲線從她的方向牽過來，繫住了我的某個念頭，輕輕地、溫柔地拽著。你過來呀。來看看我。我好冷，陪我說說話。
我的身體不受控制地站了起來。陳宇在後面拉我的衣服，嘴裡喊著什麼，聲音嗡嗡的像是隔著一堵牆。我聽不清，也不想聽。我的眼睛裡只有那頂紅轎子，只有那隻雪白的手和那張藏在簾子後面的臉。我開始往轎子那邊走，腳步輕飄飄的，踩在碎石上硌得腳底生疼，但我不在乎，我只想走過去，走到她面前，把轎簾掀開，看看她到底長什麼樣子。
就在我的手指快要碰到轎簾的時候，陳宇從後面猛地撲上來，整個人掛在我身上，把我撲倒在地。兩個人滾在碎石路上，他的膝蓋磕在我肋骨上，疼得我倒吸一口涼氣。那一瞬間，腦子裡的那根絲線斷了，那股睏意像被風吹散了一樣消失得乾乾淨淨。我回過神來，再看那頂轎子，轎簾已經放下來了，那隻手縮了回去。四個黑衣人緩緩轉過身，連人帶轎子朝著來時的方向飄了回去。鈴鐺聲重新響起，叮噹、叮噹、叮噹，漸行漸遠，最後隱沒在採石場深處的黑暗中。
陳宇把我從地上拽起來，兩個人沒命地往山下跑。手電筒不知道什麼時候摔掉了，我們就在黑暗裡跌跌撞撞地狂奔，膝蓋和手肘在石頭上磕得血肉模糊也顧不上疼。跑回村子的時候已經是後半夜了，兩個人癱在村口的大樟樹下，渾身是土，大口大口地喘氣。陳宇的嘴唇發紫，臉上被樹枝劃了一道長長的口子，滲著血珠。他喘著氣說了一句讓我頭皮發麻的話：“你剛才跟中了邪一樣，我叫你叫得嗓子都破了，你理都不理我。你的眼珠子——你的眼珠子是全黑的，跟玻璃彈珠一樣，看不到白眼球。”
當天晚上我們約好這件事爛在肚子裡，對誰都不說。但第二天一早，陳宇他媽就找上門來了。陳宇回去之後發了一夜的高燒，燒到快四十度，滿嘴胡話，說什麼轎子、女人、招手。他媽慌了神，帶他去鎮上的衛生院打了退燒針，燒是退下來了，但陳宇整個人像被抽走了魂一樣呆呆傻傻的，眼神渙散，問他什麼都不說。又去找了神婆，神婆說這孩子是撞上了“娶親的”——也就是陰間的新娘子在找替身。
神婆的說法讓我後背發涼。她說，枉死的年輕女子，死後怨氣最重。她們在陰間孤零零的沒人陪，就想找一個活人下去成親。那頂轎子就是她們派上來接人的——轎子是陰間的花轎，四個轎伕是紙紮人，活人燒給死人的那種，他們不是活人，所以腳不沾地、走路不彎膝蓋。她坐在轎子裡，專挑未成年的男孩，因為男孩子陽氣足，帶下去給她當“丈夫”最好。她衝你笑，你如果笑了回去，就再也回不了頭了。她衝你招手，你如果走過去了，轎簾一掀開，你就會被拉進轎子裡。那轎子是紙糊的，可是進了轎子門就是陰間了，想回來就難了。
神婆給陳宇做了一場法事，燒了一道符化在水裡讓他喝下去，又在後山路口燒了一頂紙糊的紅轎子，算是還了一個轎子給她，讓她別再找陳宇。陳宇在那之後足足養了半個多月才慢慢恢復過來，但性子變了很多，以前那個天不怕地不怕的混小子再也沒有回來過，變得沉默寡言，天一黑就鎖門關窗，死活不肯出門。
我後來也生了一場病，沒有陳宇那麼嚴重，只是連著發了好幾天的低燒，渾身沒力氣，胃口全無。我媽打電話來問我怎麼了，我說可能是感冒。我沒有把那天晚上的事告訴任何人，只跟二舅側面打聽了一下後山採石場的事。二舅說，採石場關掉之前出過一次事故，一個工人的老婆來給他送飯，走在路上被山上滾下來的石頭砸中了頭，當場人就沒了。她死的時候穿的就是紅衣服——不是嫁衣，是過年穿的紅棉襖，因為出事那天正好是大年初三。據說她死之後，工人沒多久也走了，沒有人知道他去了哪裡。
神婆說，死去的人如果在陽間有未了的心願，就會一直在原地徘徊。那個穿紅棉襖的女人，可能一直在等她的丈夫回來，等了一年又一年，等到那件紅棉襖在記憶裡變成了紅嫁衣，等一輛轎子來接她過門。等不到活人，就找替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