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件事發生在我二十二歲那年的冬至。
在此之前，我對“撞煞”這個詞的理解僅限於字面意思——撞上了什麼東西，倒黴了，僅此而已。至於撞上的是什麼、怎麼撞的、撞完之後會怎樣，我一無所知。那年冬至之後，我不光知道了，而且這輩子都忘不掉。
事情要從那年冬天說起。我大學剛畢業，在南昌找了份工作，試用期還沒過，窮得叮噹響，租住在老城區一棟筒子樓的頂樓。那棟樓破得不成樣子，樓道里的聲控燈壞了大半，牆皮一片一片地往下掉，露出裡面黑乎乎的磚頭，走廊裡常年瀰漫著一股黴味和煤氣灶混在一起的奇怪味道。我住的房間在走廊盡頭，朝北，冬天冷得像冰窖，唯一的取暖裝置是一個從二手市場淘來的小太陽，開久了電線就發燙，散發出一股焦糊的塑膠味。
那段時間我諸事不順。工作上被主管穿小鞋，談了兩年的女朋友莫名其妙提了分手，老家鄉下那頭又傳來訊息說我奶奶摔了一跤住進了醫院。一連串的事情砸下來，我整個人像被抽掉了精氣神，每天下班回來就躺在床上盯著天花板發呆，連燈都懶得開。我媽在電話裡聽出我情緒不對，沉默了一會兒說，你去找個廟拜拜吧，身上可能不乾淨。我嘴上答應了，心裡卻覺得荒唐——我在南昌待了四年大學，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不信這些東西。
冬至那天是工作日，我加班到晚上快九點才離開公司。天早就黑透了，街上的風像刀子一樣割在臉上，我縮著脖子往公交站走，路過一個十字路口的時候，看到路邊燒過紙錢的痕跡。灰燼被風吹得滿地都是，混著沒燒乾淨的黃紙碎片，空氣裡還殘留著一股焦糊的檀香味。我這才想起來，今天是冬至，按照老家的規矩，冬至這天要給去世的親人燒紙。我沒燒，不是我忘了，是我壓根沒這個意識——一個人在城裡待久了，這些老規矩慢慢就淡了。
我繞過那堆紙灰繼續往前走，走了大概幾十米，忽然聽到身後有人叫我的名字。那個聲音不大，但很清楚，是一個女人的聲音，叫的是我的小名——“阿遠”。我的小名只有家裡人和老家的鄰居知道，在南昌這座城市裡，沒有任何一個人會這麼叫我。我本能地回頭了。
身後什麼都沒有。人行道上空蕩蕩的，路燈昏黃，幾片枯葉被風捲著在地上打轉。我以為自己聽錯了，轉回頭繼續走。但走了沒幾步，我忽然意識到一件事——那個聲音，太像我媽了。不是像，是一模一樣。連尾音上揚的那個調調，帶著客家話口音的那種黏連感，都分毫不差。我媽在三百公里之外的贛州鄉下，不可能出現在南昌街頭。我後背開始發涼，腳步不由自主地加快，幾乎是跑著衝進了地鐵站。進了站之後，那股涼意才慢慢消退，我靠在站臺的柱子上喘氣，安慰自己說可能是太累了產生的幻聽。
回到家之後，我隨便煮了碗泡麵吃了，洗了個澡就上了床。那天晚上特別冷，窗戶沒關嚴，冷風從窗縫裡鑽進來，吹得窗簾一下一下地鼓起來又癟下去。我迷迷糊糊睡到半夜，被一種奇怪的感覺驚醒了——有人站在我床邊。那種“有人”的感覺極其真實，真實到我能感覺到一道目光正從上方俯視著我，沉甸甸地壓在臉上。我躺在床上一動不動，眼睛死死地閉著，不敢睜開，整個人僵得像一塊鐵板。耳朵裡全是自己心臟狂跳的聲音，咚咚咚的，震得太陽穴都在跳。那道目光在我身上停留了大概幾分鐘，然後我感覺床尾的位置往下沉了一下，像是有人坐了下來。
我差點當場嚇尿。一個獨居的出租屋，半夜床尾自己往下沉，這意味著什麼？我咬著牙把眼睛睜開了一條縫——房間裡很暗，窗簾透進來一點外面的路燈光，能看清房間的大致輪廓。床尾什麼都沒有。但被子上面，靠近小腿的位置，有一個很明顯的凹陷，像是有一隻看不見的手正按在那裡。那個凹陷在慢慢地移動，沿著我的小腿往上，一寸一寸地，像是有人在隔著一層棉被摸我的腿。我再也繃不住了，大喊一聲從床上彈了起來，一把拍亮了床頭燈。房間亮起來的一瞬間，那個凹陷消失了。房間裡只有我一個人。
那一夜我沒再關燈，靠著床頭坐到了天亮。
接下來的三天，我經歷了人生中最離奇、最恐怖的一段日子。第一天開始，我發現自己不能照鏡子了。不是我不想照，是不敢照。那天早上我在衛生間刷牙，低頭吐泡沫的時候餘光掃到鏡子裡的自己，總覺得哪裡不對。我抬起頭正對著鏡子看——鏡子裡的人是我，五官、髮型、睡衣都沒問題，但就是不對勁。那種不對勁說不上來，像是映象裡的那個“我”比我本人慢了零點幾秒。我眨眼，鏡子裡的人過了極其短暫的一瞬才眨眼。我轉頭，映象的轉頭動作也有一絲幾乎察覺不到的延遲。這種延遲太細微了，以至於我一開始以為自己眼花，但反覆試了幾次之後，我確定不是眼花。鏡子裡的那個人，不太像我。
第二天，情況變本加厲。晚上我躺在床上刷手機，螢幕忽然滅了。不是沒電，電量還有百分之四十。螢幕滅了之後，黑色的玻璃上映出了一張臉——不是我的臉。我的臉離螢幕大概二十釐米，按理說螢幕上映出來的應該是我自己的臉才對。但那張臉不是我。那張臉很模糊，像是隔著一層髒水在看，看不清五官，只能看到一個輪廓，頭髮長長的，披散著，臉型比我窄，下巴比我尖。我嚇得把手機甩了出去，手機砸在牆上，螢幕亮了，顯示一切正常。我撿起來對著自己的臉解鎖，人臉識別通過了，手機認我。
第三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夢。夢裡我站在一個很暗很暗的地方，腳下是溼漉漉的泥土，空氣裡全是河底淤泥的那種腥氣。遠處有一棵大榕樹，樹上掛滿了紅布條，每一條都在風裡飄。我往榕樹那邊走，走到樹下的時候，看到樹後面站著一個人。一個女人，穿著紅裙子，低著頭，長髮遮住了整張臉。我想跑，但腳像是釘在了地上一樣動不了。那個女人慢慢地抬起頭來，頭髮往兩邊滑開，露出了一張臉——那張臉和我手機螢幕上映出來的那張模糊的臉，是同一張。她看著我，嘴角慢慢地往上翹，笑了。那個笑容讓我從夢中驚醒，渾身是汗，床單溼得像剛從洗衣機裡撈出來。我坐起來大口喘氣的時候，下意識地看了一眼床邊的穿衣鏡——鏡子裡的我也正看著我，但嘴角的弧度還沒完全收回去。它比我慢了不止零點幾秒，它慢了好幾秒。
我崩潰了。
第二天一早，我給我媽打了電話，把這兩天發生的事一五一十地說了。我媽在電話那頭沉默了很久，然後說了一句讓我心頭一緊的話：“冬至那天，你回頭了嗎？”我說我回頭了，我聽到有人叫我就回頭了。我媽嘆了口氣，說：“你今天請假，馬上回老家來。”
我當天下午就坐上了回贛州的班車。到了家，我媽沒讓我進門，直接拉著我去了鎮上。鎮子東邊有一條老街，老街上住著一個姓賴的神婆。賴婆婆七十多歲，乾瘦乾瘦的，臉上的皺紋多得像是被刀刻過的樹皮，一雙眼睛卻異常清亮。她見到我的第一眼，眉頭就皺了起來，上上下下打量了我好幾遍，然後讓我坐在她家堂屋的椅子上，點了一盞油燈放在我面前的桌上。她端著油燈湊近我的臉，從左照到右，又從右照到左，火苗在我的瞳孔裡跳來跳去，她看了大概有兩分鐘，然後放下油燈，坐回椅子上，說了一句讓我渾身冰涼的話：“你身後站了個人。女的，穿紅衣服，頭髮到腰這裡。跟了你快四天了。”
我差點從椅子上滑下去。
賴婆婆說，冬至那天是陰陽交替的日子，陰氣最盛，陽氣最弱。那天在路上聽到有人叫名字，千萬不能回頭。因為你一回頭，肩上的兩盞燈就滅了一盞。活人肩上各有一盞燈，那是陽氣的根基，燈亮著，髒東西不敢近身。燈滅了，就等於敞開了一扇門，它們就能貼上來。叫你的那個聲音，不一定是人，有可能是路邊的孤魂野鬼在“找替身”，也可能是你某個去世的親人想拉你過去。你應了，就等於答應了。你回頭了，就等於給它指了路。
“那我怎麼辦？”我問她，聲音都在發抖。
賴婆婆沒直接回答，而是讓我媽去準備幾樣東西：一碗生米，一雙我沒穿過的新鞋，一件我穿過的舊衣服，三根紅蠟燭，一把剪刀。她還問了我的生辰八字，掐著手指算了算，說：“明天是廿四，酉時太陽落山之前，我帶你去把煞解了。”
第二天下午四點多，賴婆婆帶著我和我媽去了鎮子後面的一條小河邊。那條河叫石溪，水很淺，河灘上全是鵝卵石。賴婆婆讓我站在河灘上，面朝西，對著快要落山的太陽。她把那件我穿過的舊衣服鋪在地上，用剪刀把衣服的領子剪開了一個小口，然後把那碗生米沿著衣服的輪廓撒了一圈，把我圍在米圈裡面。三根紅蠟燭點在我身後，成一個三角形。她遞給我那雙新鞋，讓我把腳上穿的舊鞋脫下來，換上新鞋。舊鞋不能扔，要留在河灘上。然後她繞著我走了三圈，手裡搖著一個銅鈴，嘴裡念著一種我聽不懂的經文。唸完之後，她在我背後猛地拍了一掌，力氣大得我一個趔趄差點撲倒。然後她大喝一聲：“走！”
我穿著新鞋，頭也不回地往河岸上走。賴婆婆交代過，走的時候不能回頭，不能停，不能說話，一直走回家，進了家門才能開口。我咬著牙往前走，踩過鵝卵石灘，爬上河岸，穿過一片菜地，走上村裡的水泥路。路不長，大概七八分鐘就能走到家，但每一步都走得我渾身發毛。因為我身後始終有一個聲音，不是腳步聲，不是風聲，而是一種很輕很輕的笑聲，若有若無的，像是從很遠的地方飄過來的，又像是貼著我後腦勺在笑。我不敢回頭，死死地盯著前方的路，指甲掐進掌心裡，掐出了一排血印子。
走進家門的那一瞬間，那個笑聲消失了。乾脆利落，像是被人掐斷了線。我站在堂屋裡大口大口地喘氣，渾身被汗浸得透溼，兩條腿軟得站不住，扶著我媽的胳膊才沒摔倒。
賴婆婆後來告訴我媽，我撞上的那個東西，不是一般的孤魂。她說石溪上游有個村子，三年前有個姑娘跳了河，死的時候穿的就是紅裙子。冬至那天，她在路邊找替身，正好我路過。她叫了我的名字——她怎麼知道我的名字，沒人說得清。賴婆婆說，這些陰魂在陰陽路上徘徊久了，自然會知道一些活人的底細，尤其是八字輕的人。我的八字剛好就是偏陰的。她說能解的煞叫煞，解不了的煞叫命。好在我回來得及時，如果再拖幾天，那個東西就會從“跟著我”變成“上我身”，到時候就真的不好辦了。我媽後來還單獨去河邊燒了一回紙，燒了一整套紙做的紅裙子，說是給那個姑娘燒的，讓她別再找替身了。
我後來再也沒有走過夜路。如果要走，口袋裡一定會揣一塊紅布。聽到身後有人叫我，我也不回頭，走到了光亮的地方才轉身。有些規矩，你可以不信，但你不能去試。因為你試的不是規矩，是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