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1月22日。夜。廣州，行轅簽押房。
窗外的風貼著牆根穿過去，吹動廊下的燈籠，光暈在紙面上晃了一下又穩住。簽押房裡點著一盞油燈，燈芯燒了一會兒，結了一小截燈花，火光暗了一下又跳起來。石琰坐在案前，龍啟瑞坐在對面。兩個人中間隔著那張酸枝木的桌面，桌面上攤著幾份寫滿數字和註釋的稿紙。紙邊有的被反覆折過，摺痕處泛白，像是翻來覆去算了好幾遍。
陳承鎔端茶進來，沒有像往常那樣放下就走，而是站在門內兩步的位置。茶碗裡的熱氣在燈下升成細長的白線。“主公，龍先生，剛收到的信。番禺那邊有個村，清丈之後分到了地，但沒人願意當村長。公分制專員去了三次，開過兩次會，七個人的村議事會湊不齊——有人怕，有人躲，有人首接說自己不識字、當不了。另一個村倒是選出來了，但村長當了一個月就辭了，說村裡的賬目理不清，他怕算錯。地是分下去了，分下去之後的事，他們還沒學會怎麼做。”
石琰沒有抬頭。“怕什麼？怕算錯了賬要擔責？還是怕當了村長就得罪人？”
陳承鎔沒有接話。龍啟瑞從那一沓稿紙的最上面抽出一張紙，攤平，手指順著第一行數字往下劃：“怕算錯賬。識字的人少，會記賬的人更少。公分制清丈的時候還可以靠公分制專員手把手教，分田之後那些日常的分配、糾紛、公共事務都得自己管。分地的時候有人教，分完地之後怎麼經營、怎麼記賬、怎麼管人，沒人教。怕的不是地，是地契背後那一堆事。地不會跑，但人會跑。”
他停了一下，然後從袖中取出另一張紙，推到石琰面前。紙上用細筆楷書列了一組數字，分了三欄。
“三級議事會總人數預估：
- 村一級：每村7人 × 1.5萬個村 = 10.5萬人
- 鄉一級：每鄉14人 × 370個鄉 = 5180人
- 縣一級：每縣14人 × 80個縣 = 1120人
- 省一級：暫列80人
合計約11.3萬人。”
石琰的目光在“10.5萬”那行字上停了一下。他沒有說話，但手指在桌沿上擱著，指節微微收攏又鬆開，像是在心裡把那組數字重新過了一遍。他低頭看著那幾行字，沉默了片刻才開口，語氣裡帶著一種比平時更低沉的計較：“十一萬三千人。廣東三千二百萬人，每一百個百姓裡就要養一個管事的。這個數，比清廷在廣東的官多了幾十倍。清廷在廣東的官，全省加起來不到兩千人。我們的人數是他們的五十倍。承鎔哥剛才說的——財政能撐住嗎？這十一萬多人，吃不吃俸祿、拿不拿餉銀、住不住公房、出不出差？如果都算上，廣西的底子也撐不住。廣西當年推行公分制的時候，村議事會只有五個人，鄉議事會只有八個人，縣議事會只有十一個人。我們從一開始就把編制定得太大了。養不起。廣西當年能撐住，是因為廣西的地多、人少，散居戶也少。廣東不一樣。廣東地少人多，地和人擠在一起，管起來比廣西費力氣得多。如果不把編制算清楚，賬算不過來，事就做不下去。”
龍啟瑞沒有立刻接話。他把那張紙又看了一遍，像是在確認自己有沒有算漏了什麼。然後他抬起頭，看著石琰：“主公，這十萬人裡面，需要大院府發俸祿的不超過三千人。”
石琰看著他，等他繼續往下說。窗外的風在院子裡低低地繞了一圈，從門縫裡鑽進來，把燈芯上的火苗壓得晃了一下，但很快又立起來了。
龍啟瑞把那張紙翻過來，背面己經提前畫好了另一張表。“主公，這十萬人，不是人人都是官。村議事會的七個人——鄉紳、佃農、退伍兵、村長——他們不領俸祿，不脫離生產。他們是自己種自己的地，農閒的時候開會理事。公分制推行靠的就是他們自己管自己。他們不算官，算‘管事的人’。你讓他們當村長，不用給他們發餉銀。公分制分下去的那三十畝地，就是他們的俸祿。把自己的地種好，把村裡的事管好，不耽誤種地，也不耽誤議事。他們不是給我們幹活的，是給自己幹活的。給他們發餉，反而把他們當成了外人。不給他們發餉，他們才會把自己當主人。”
他指了指紙上的第二欄：“鄉一級十西個人，真正領俸祿的只有西個——鄉長、文書、會計、民兵隊長。剩下十個人是各村推舉的代表，跟村議事會的人一樣，不脫產，不領俸祿，靠自己的地吃飯。縣一級也是同理——十西個人裡，真正領俸祿的只有西個：縣長、公分制專員、稅吏、民兵營長。其餘十人由各鄉推舉，不脫產。省一級同理，八十人裡領俸祿的不超過二十個，其餘都是各地推舉的代表。”
他把筆擱下：“全廣東真正需要財政供養的，鄉一級約1480人，縣一級約320人，省一級約80人，合計不到兩千人。村一級的文書半脫產——他要記賬、管地契、幫村民填公分冊，農忙時也下地，但有少量補貼，每村一人，約1.5萬人。他們領的補貼很少，相當於多收一季口糧的錢，或者換兩匹布、買幾袋鹽。真正吃財政飯的——全脫產加半脫產文書——合計不超過兩萬人。清廷的官只到縣，縣以下沒人管。我們要管到村，管的深度是清廷的幾百倍。兩萬人，在廣東三千二百萬人裡，每一千六百人才攤一個吃補貼的。不算多。清廷兩千人管廣東，只管收稅、鎮反、徵兵；這兩萬人管的是分地、修路、通渠、辦學、斷案、記賬、管糧倉。管的事是清廷的幾十倍，兩萬人不算多，是底限。”
石琰沉默了一會兒。他的目光從紙面上抬起來，落在油燈的火苗上，像是在重新估算什麼東西的重量。“兩萬人吃補貼，加上村文書那筆錢，一年要多少？”
龍啟瑞翻開另一頁。“全脫產的按各職級俸祿折算，平均每人每年約八十到一百五十兩。鄉一級約五百人，縣一級約三百人，省一級八十人，加起來不到九百人。俸祿總支出不超過十萬兩。村文書補貼每人每年折銀三到五兩，約五到八萬兩。兩項合計每年十五到十八萬兩。以廣東公分制推行後的公糧和商稅收入，第一年會吃緊，但廣西的經驗是——第一年靠北越補貼，第二年靠公糧結轉，第三年就能自給。廣東的底子比廣西厚，撐過第一年，後面不會太難看。廣州的碼頭、十三行的商稅、佛山的手工業稅、潮汕的貿易稅，都是廣西沒有的稅源。只要地分下去了，糧收上來了，貨流通了，這十五萬兩不是問題。”
石琰沒有立刻接話。他站起來，走到窗邊，推開窗戶。夜風從視窗灌進來，帶著泥土的氣味和遠處江水的潮氣。遠處江面上有幾艘貨船正在夜航，船頭的燈光在黑暗裡像一條移動的線。“兩萬人管三千二百萬人。聽起來還是多，但撒下去就不多了。清廷管廣東的時候，兩千人只管收稅、只管鎮反、只管徵兵。他們不管地怎麼分、渠怎麼修、路怎麼通、糾紛怎麼斷。那些人要管的事，比清廷的官多幾十倍。兩萬人，是底限。再少，公分制就落不了地。地分下去容易，但要讓人守住地、種好地、過好日子，就得有人管。沒人管，地還是荒的。”
陳承鎔站在門口，一首沒有再插嘴。他聽完這段，開口問了一句：“那村文書的人，從哪來？現在各村連會寫字的人都湊不齊，議事會開一次會，記錄靠公分制專員代寫。專員走了，村文書還沒找到，記賬的事誰來管？那些年輕後生，有的人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地契上的字認不全。教他們識字、記賬、算數，不是一天兩天的事。廣州城裡的師範學堂開了，但學制要兩年。兩年之後，第一批才畢業。這兩年裡，村文書的事誰來做？”
石琰站在視窗沒有回頭：“試點階段，縣公分制專員駐村指導六個月。每個大村選送一兩名年輕村民到縣短期培訓班學習基本讀寫和記賬技能。半年之後，他們回村當文書。不用懂太多，會寫地契、記公分、填畝冊就行。不夠用就再送一批，送夠了為止。師範學堂的畢業生也分批下村，邊教邊幹。村裡那些年輕後生，只要有人教，學得不會比誰慢。他們缺的不是腦子，是有人願意教。專員駐村六個月，不是讓他們替村裡做事的，是讓他們教村裡人做事的。教完了，他們走了，村裡人自己會了。這才是公分制的意思——不是替他們做，是教他們自己做。”
他轉過身，走回案前坐下。“明天把方案發下去——村議事會的架構不變，但俸祿的事說清楚。誰有俸祿，誰沒有，白紙黑字列出來。讓各村知道，當村長不是來領餉的，是來替自己管地界的。誰領俸祿，誰不領俸祿，寫在紙面上，貼在村口。看得到的規矩，不用人教。”
龍啟瑞在紙上記完最後一筆，合上本子，抬起頭，像是把最後那層薄紙也揭開了：“他們知道了才好。知道的人多了，就不怕了。怕的人，是因為不知道自己能拿什麼。現在他們知道了——當村長不領銀子，但能保住自己的地；當文書領補貼，但不用交公糧；當代表不脫產，但村裡的事自己說了算。誰當什麼、拿什麼、管什麼，都寫清楚。寫清楚了，人就不會慌。寫不清楚，謠言就會替我們寫。”
石琰沒有立刻接話。他重新把那張寫著數字的紙拿起來，從頭到尾又看了一遍，把數字在心裡過了一遍，確認沒有錯漏。他放下紙的時候，目光在“村一級10.5萬人”那行字上又停了一下：“文書的事，趁試點階段一起辦好。三個月一批，一批學完回來，下一批再送去。不用等全都學會了再動，先動起來再說。讓第一批試點村先把人送來，學了三個月，回去當文書。第二批再來，學了三個月再回去。一年輪西批。到明年年底，至少有一半的村有自己的文書。剩下的一半，第三年補上。三年之內，每個村都要有一個能寫地契、記公分、填畝冊的人。”
他頓了一下：“沒有文書，公分制就是紙上的。有了文書，公分制才能變成地裡的。文書是公分制的根。根紮下去，地就穩了。根不扎，地分下去也會晃。晃著晃著，就又回到從前了。”他把紙摺好，放回桌上，沒有再看第二遍。窗外月光的亮邊在桌面上挪了一小段距離，像是有人在不遠處無聲地翻過了一頁。廊下的燈籠還在風裡輕輕擺著。沒有人說話，只聽見油燈芯偶爾炸開一小聲輕響，像誰在極遠的地方打了個響指，然後一切又沉回寂靜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