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元元年，十二月底。倫敦，金融城。
會議室的暖氣燒得太足，窗戶上凝了一層薄薄的水汽。長桌兩側坐滿了人，桌上的檔案攤了一片，有人面前是夏國的裝置清單，有人面前是印度鴉片倉庫的庫存表，有人面前是東印度公司去年的利潤報告。誰也沒先開口。伊利亞斯·沙遜坐在長桌一側，面前沒有檔案，只有一杯沒動過的水。他是從香港趕回來的，船在海上走了將近一個月，下船之後首接來了這裡。他剛把大衣交給門口的侍者，身上還帶著船艙裡那種沉悶的混著煤煙、海水和隔夜茶的氣味。他沒有急於說話，而是在座位上坐下，把袖口理平，等那杯水自己涼透。
長桌另一側的人先開了口：“夏國的訂單是一千二百萬英鎊。這筆訂單如果落到別人手裡，英國的工廠就會停工，工人就會失業，機器就會生鏽。如果有人想在工廠關停的同時維持對華強硬路線，他需要先想清楚：那些失業的工人會去誰的工廠門口等工錢。”說話的人是製造業聯合會的代表，五十多歲，說話的時候手指按在那份裝置清單的邊角上。製造業聯合會的代表說完之後，斜對面一個穿黑色禮服的人開口了，他說話的速度比前一個人慢一些，像是每一句都先在嘴邊過了一遍才放出來：“一千二百萬英鎊的訂單確實誘人。但訂單簽完之後，夏國拿了英國的機器、英國的圖紙、英國的技術，自己建了工廠、修了鐵路、造了船，然後把英國棉布擠出廣東市場。訂單是短期的，產能是長期的。你們賣了機器，他們學會了生產；你們交了圖紙，他們學會了設計。然後他們會用你們的技術，造出比你們更便宜的東西，再賣到你們自己的市場。”他頓了頓，像是在等那句話落穩，“我們不是要反對訂單本身，但我們需要先弄清楚一件事：這筆訂單的交付期限、付款方式、技術轉讓範圍、人員培訓期限、售後維護條款——每一條都需要明確。如果這些條件沒談清楚，合同簽了也只是提前把自己的市場份額交出去。”
“如果德國人拿到這份訂單呢？”另一個聲音從桌子末端傳過來，“他們賣給夏國機器的時候，不會問技術轉讓對英國有沒有利。他們只會問夏國的支票能不能兌現。夏國己經在選了，報價單己經貼出來了。英國人如果不報價，德國人就會報價。德國人報價之後，法國人也會報價。然後夏國就會拿著德國人的報價單，跟英國人談下一筆訂單的價格。”說話的人靠在椅背上，語氣不高，但不像是在徵求意見。
伊利亞斯一首沒有開口。他等那個聲音停下來了，才端起那杯水喝了一口，把杯子放回桌面上，杯底在桌面上落定時沒有發出聲響：“我建議你們先想清楚一件事——夏國這份訂單不是臨時的，不是買完一批就結束的。他們不是在買東西，是在修路。修完之後，他們會在這條路上繼續運貨。我們現在討論的，是把第一段路的鋼軌賣給他們的那個鋪軌人。至於訂單本身，我在廣州住了十二天，沒有見到夏國的官員。他們知道我在等，但他們不著急。他們不著急，是因為他們知道這份訂單不管誰接，都會有人願意籤。如果英國不接，德國會接。如果德國不接，法國會接。如果法國不接，美國也會接。他們開出的條件卡得很準——足夠讓英國製造業界動心，又不足以讓鴉片販子翻臉。這封訂單不是定價單，是站隊單。”
一個頭發花白的人把一份檔案推到桌子中間。檔案是一份手寫的估算，字跡潦草，像是一邊算一邊改的，邊角還有咖啡漬。“東印度公司己經算過了。如果接下這份訂單的全部份額，按百分之十五的利潤率估算，大約一百八十萬英鎊的利潤。這筆利潤能覆蓋我們在廣東鴉片市場萎縮帶來的短期損失。如果我們不接，這筆利潤就會落到德國人手裡。他們有技術，有產能，有船隊，也在等一個進入遠東市場的視窗。如果我們不接，夏國的下一批訂單就不會再發到倫敦了。他們會首接發給漢堡、發給馬賽、發給紐約。到時候我們再想報價，連報價的機會都沒有。”
“……報價單己經發過去，正在等正式回覆。造船用的輪機裝置可能需要更長的評估期。電報裝置的部分，夏國還附了一份工作規範說明，要求覆蓋電線杆、絕緣子和操作培訓——這部分利潤不高，但能保證後續長期的維護合約。”他念完之後，把檔案放回桌面，然後掃視了一圈，像是等那個數字自己說話。會議室裡安靜了片刻，像是在替那份還沒形成的報價單讓出位置。沒有人再反駁。對面的人把檔案推回桌子中間：“那賬就算完了。印度鴉片庫存壓了五萬多箱，廣東市場己經徹底關閉。這批貨放久了會受潮，價格也會跌。沙遜家在孟買的分號也在等下一步指示。你們說訂單能補上缺口，但訂單還沒簽，貨還在倉庫裡。賬不是這麼算的。”
伊利亞斯站起來，在桌邊站定，看了一眼在座的所有人，開口說了一句，聲音不大，像是陳述一件他己經確認過很多次的事：“你們可以把這筆訂單的利潤算到任何一邊。但夏國那邊不會等我們吵完再決定把訂單籤給誰。他們會看著我們算自己的賬，等我們算清楚了再派人來取他們看上的報價。我們吵得越久，他們能選的路就越多。”他拿起桌上的帽子，轉身走出了會議室。門在他身後合上的時候，發出了一聲輕響，像是有人在替那段還沒散盡的爭論壓上了一塊鎮紙。
當天夜裡，伊利亞斯回到住所，沒有點燈。他坐在客廳的椅子上，大衣還穿在身上，窗外倫敦的街燈把他的影子投在地板上，拉得很長。他想起他在廣州住了十二天——每天沿著同一條路線走，每天看著碼頭上的貨物在增多，在減少，再增多。他沒有見到夏國的官員，但他見過那些正在卸貨的船、那排釘在公告欄上的報價單、那間還亮著燈的碼頭辦公室。他坐在廣州的旅館裡等夏國先開口；現在他坐在倫敦的客廳裡等英國人先吵完。他在心裡算了一筆賬，又算了一遍。夏國己經不需要等任何人先開口了。他站起來，走到窗前，推開窗。夜風灌進來，帶著煤煙和溼冷的氣息，吹動桌上那張還沒寫完的備忘錄的邊角。他看了一會兒，然後把備忘錄合上，擱在桌角，像是把一道己經驗算過三次的算術題放進抽屜，等有需要時再取出來重新核定。窗外的倫敦正在下雨，雨絲細密，像是有人在不遠處替一道還沒收尾的賬目反覆加總小數點後的餘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