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診大廳的異常安靜持續了整整三分鐘。
羅德瑞格用這三分鐘把大廳搜了一遍。不是漫無目的地翻箱倒櫃——他在找痕跡。一個老兵知道，一棟建築裡最誠實的資訊不在紙上，在灰上。水磨石地面那層薄灰上留下的腳印，牆角翻倒的輸液架底部蹭出的擦痕，通往二樓圍廊的鐵質樓梯扶手上還掛著一塊沒有完全撕乾淨的醫用膠帶——膠帶邊緣已經卷起來了，但膠面還沒徹底乾透。
“有人最近來過。”羅德瑞格直起腰，把那截膠帶舉到鼻子前聞了聞，“一週內。醫用膠帶，上面有碘伏味。不是囚犯。囚犯不用這種標準的醫院耗材。”
“護士？”克萊爾問。
“或者醫生。也可能是保護傘派駐的研究員。被關在這醫院區沒撤走。”羅德瑞格把膠帶揉成一團彈進角落，“不管是誰，他們知道這大廳植物不敢進。選了個好地方。”
史蒂夫沒參與搜尋。他靠在那棵倒下的棕櫚樹幹上，兩隻手緊緊抱著衝鋒槍，指節因為長時間保持同一個握姿而泛白。他的視線沒有焦距，盯的是大廳天花板上那盞沒有亮的吊燈。從C-17出來到現在，他只在衝過苔蘚走廊時開口說了一句話。那個平時嘴硬到欠揍的少年，在得知父親還剩十三小時意識之後，沉默得像一扇被焊死的鐵門。
楊興也沒動。他靠在防火門旁邊的牆上，把撬棍橫在膝頭，注意力在別的地方。他在“問”這座大廳裡的植物。
準確地說，他在問它們為什麼不敢進來。
答案很模糊。牆外一株從地磚縫隙裡探出頭的蕨類給了他一個訊號——不是語言，是一種近乎本能的退縮反應。類似他之前在監獄區見到那些植物給他讓路時的訊號，但更強烈。如果說植物對他的反應是“不確定你這個東西危不危險所以先讓開”，那對這座大廳的反應就是“知道那裡面有東西所以我們絕對不進去”。
“這裡面有什麼？”楊興直接對著腦中的女聲問。
“一個你暫時不想碰到的東西。”女聲的回答比平時快，像是早就準備好了這個答案，“不是植物喪屍。不是阿爾弗雷德。是這間醫院的原來主人留下的東西。保護傘把這間醫院從美國本土搬過來的時候，連裝置帶樣本一起運到了島上。有些樣本，十五年了，還活著。”
“什麼樣本？”
“你到抗病毒庫就知道了。先拿藥。拿到藥之前不要亂碰候診區任何貼著紅色標籤的櫃子。”
楊興沒有追問。他從牆邊撐起身體，撬棍重新握回手裡。後頸的低燒感還在，但沒有加劇。第三次敲擊之後的短暫反噬似乎已經穩定下來，病毒在他體內的活躍程度暫時還停留在潛伏期一階段的上限。他還有餘地。
“抗病毒庫的入口。”他走向大廳後方的一面牆壁，那裡嵌著一扇沒有任何標識的不鏽鋼門。門上沒有把手，只有一個被撬過的電子鎖面板，面板上方的指示燈是滅的。斷電狀態。
“你怎麼知道是這扇？”史蒂夫終於開口了。
“門後面的管道里有流動的製冷劑。我能聽到。”
史蒂夫張了張嘴，大概想說“你連製冷劑都能聽到”，然後想起楊興剛才能在完全黑暗的維修通道里靠苔蘚的低語辨認方向，就把這句話吞回去了。他只是拎著衝鋒槍站起來，默默走到楊興身後。
羅德瑞格用肩膀撞開了那扇不鏽鋼門。門後是一道向下的樓梯，樓梯間的牆壁上貼著已經發黃的消毒流程示意圖。空氣裡湧出一股濃重的醫用酒精味，夾著更底層的什麼東西——福爾馬林，還有另一種更甜膩的味道。不是焦糖，是腐敗之前的組織固定液。
四個人沿著樓梯下到地下一層。樓梯盡頭又是一道防火門，這次門沒鎖，推開之後是一條寬闊的地下走廊。走廊兩側是玻璃牆，牆後面是成排的藥櫃和標本架。這裡曾經是監獄醫院的主藥房。
藥房的應急燈還在運轉，慘綠色的燈光照亮了玻璃牆後那一排排鐵質藥櫃。藥櫃上的標籤還完好——嗎啡、阿托品、廣譜抗生素、第一代T病毒抑制劑（實驗性）、抗病毒血清（批次已過期）。大部分藥櫃已經被撬開，抽屜拉出來扔在地上，藥瓶碎了一地，藥液乾涸成深褐色的斑漬。
但最裡面那個貼著紅色標籤的藥櫃還鎖著。
“那個。”克萊爾已經看到了，“T病毒抑制劑。保護傘的標準配給品。每個研究設施都備著。”
楊興走到藥櫃前。紅色標籤上印著保護傘的標誌和一行小字：T-Virus Inhibitor, Batch 7. 僅限暴露後預防使用。不可治癒感染。有效期至1998年3月。
過期了。但這不重要——抑制劑本身只是延緩工具，和瑞貝卡在浣熊市做的是同一類東西。對於普通T病毒暴露者，這種抑制劑能把喪屍化的視窗期從兩天拖到一週。對於他體內的T-深淵，效果會打折扣，但總比沒有強。
藥櫃的鎖是一把普通的機械鎖。楊興用撬棍的扁平端塞進櫃門縫隙，一撬——鎖芯彈開了。櫃子裡碼著三層金屬盒，每盒裡面是四支裝在無菌注射器裡的抑制劑，淡藍色的液體在玻璃管裡晃動。
十二支。夠四個人每人三支。夠他多撐好幾天。
楊興把金屬盒拿出來分給克萊爾和史蒂夫。“每人三支。暴露後立刻注射。如果被植物喪屍咬傷或者被藤蔓刺穿皮膚，不要等反應，立刻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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