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天快黑了。樓下的便利店亮了燈，玻璃門開合，風帶進一點冷氣，吹動了桌角那本沒拆封的《城市規劃導論》——書頁翻了一頁，停在第87頁，上面有鉛筆劃的線，寫著：“沉默不是無言，是被剝奪了發聲的權利。”
她沒擦。沒改。沒撕。
她坐在桌前，盯著那行字，看了十分鐘。
然後，她起身，走到窗邊，拉開窗簾。
樓下，那個黑色轎車還在。車燈沒開，玻璃還是黑的。
她沒動。
她沒喊。
她沒打電話。
她只是把窗關上，插銷輕輕一推，插銷有點松，卡了半寸，沒完全閉合。
她轉身，去廚房燒水。
水壺響了，咕嚕咕嚕，像老式收音機調頻。
她倒了半杯水，沒喝。放在窗臺，水面上浮著一層薄薄的熱氣，慢慢散了。
她沒看。
她回房間，躺下，閉上眼。
床頭櫃上，那本日記，靜靜躺著。
沒光，沒風，沒聲音。
只有那張紙條，夾在中間，像一顆沒拆的藥片。
第二天早上，她沒去上班。
她去了機場。
登機口前，她把揹包放在地上，拉開拉鍊，拿出那本日記，放在長椅上。
她沒留字。
沒簽名。
沒回頭。
她走進安檢，走過通道，走過玻璃門。
回頭時，長椅上，那本日記還在。
旁邊，多了三本。
一模一樣。
扉頁上，鉛筆寫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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