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紫禁城。萬曆皇帝已經很久沒有上早朝了。
大臣們在午門外等著，從早上等到中午，從中午等到傍晚。沒有人來傳旨說今天不朝了，也沒有人來解釋為什麼皇帝不見他們。
他們站在那裡，三三兩兩地聊天，有的在罵張誠，有的在罵內閣，有的什麼都不罵，閉著眼睛打盹。已經習慣了。
張誠坐在司禮監的值房裡，面前堆著兩尺高的奏摺。他一本一本地看，看完一本批一本。
批紅的筆在手裡轉了一個漂亮的弧度，落在紙上墨跡鮮紅如血。內閣擬好的票擬送到司禮監，他批了，就是聖旨；他不批，內閣擬了也是白擬。戶部要銀子，兵部要糧餉，工部要修河，禮部要辦祭祀——每一本奏摺都要經過他的手。
他把筆擱在硯臺上，靠在椅背上閉了一會兒眼睛。
戚繼光死了，海瑞死了，陳翀失蹤了，亓官玉跑了。但亓官玉沒有死，他的產業還在廣東，他的人還在廣東。
陳翀的失蹤是誰幹的？他不知道，但他能猜到。一個被髮配到瓊崖的罪民，在威海衛拒捕逃逸，跑到廣東佔了海匪的巢穴，把廣州城裡最有勢力的商人綁走了。下一個會是誰？是他張誠。
張誠睜開眼。廣東那邊必須加緊，亓官玉不能留了。
他提起筆，在空白的奏摺上寫了幾行字，蓋上司禮監的印章，叫來一個小太監：“送去兵部。讓兵部行文廣東，查禁金利鐵廠。就說私鑄鐵器，違禁。”
小太監接過奏摺，猶豫了一下道：“公公，兵部要是問……”
張誠看著他，只說了兩個字：“去辦。”
二月底，北京城裡有人開始議論一件事。說皇上不上朝，內閣擬票，司禮監批紅，這算什麼？祖宗家法不是這樣的。有人說這是“內閣與司禮監共治天下”，有人說這是“皇上垂拱而治”。說什麼的都有，沒有一個人敢說這不是好兆頭。
張誠聽到這些議論，笑了笑。
共治天下？司禮監是皇上的司禮監，不是內閣的司禮監。他批紅，不是替內閣批紅，是替皇上批紅。內閣擬票，司禮監批紅，皇上只要在最後蓋個印就行。皇上連印都懶得蓋了，把印也交給了司禮監。
張誠站在窗前看著紫禁城的宮牆。宮牆紅得發暗，像乾涸的血跡。他想起了一個詞——“君主立憲”。
這個詞不是他想的，是前幾天一個在翰林院待過的老太監閒聊時說的。說西洋有些國家，國王不管事，讓議會管。議會管立法，內閣管行政，法院管司法。三權分立，互相制衡。
張誠覺得好笑——大明的內閣、司禮監、六部，比什麼西洋議會強多了。內閣擬票，司禮監批紅，六部執行。這不是三權分立是什麼？西洋人還在學呢。
他收回思緒，把注意力重新放回廣東。亓官玉才是眼下最要緊的事。
二月下旬，金利。亓官玉和令淺帶著戚勇、戚安和十個弟兄，坐上了南下的船。船是孫德茂的那艘福船，帆換了新的，船底刷了漆，船艙裡堆滿了白糖、百味鮮和白玉燒。趙大河在碼頭上送他們，臉上看不出是什麼表情。
亓官玉看著趙大河，笑著說：“趙哨長，金利交給你了。炮不能停，高爐不能停。等我回來。”
趙大河點了點頭，退後一步。
船開了。亓官玉站在船尾，看著金利的碼頭越來越小。高爐的煙囪還在冒煙，灰白色的煙柱筆直地升上天空，在北風中慢慢散開。
令淺站在他旁邊，腋下夾著棋盤，臉色很平靜。
“掌櫃的，交趾那邊，我已經讓人遞了信。升龍城裡有個福建商人，姓林，做糧食生意的，跟我們有過幾回交道。他可以接應。”
亓官玉靠在船舷上看著海面，沒有說話。
“掌櫃的，陳翀的事……”令淺試探著問了一句。
亓官玉打斷了他的活，毫無表情地說道：“陳翀的事不要再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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