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貢城換了一面旗。原來的旗早就不知去向，新旗是深藍色的底，中間繡著一個白色的“亓”字，在午後的風中翻卷著，旗角拍打著旗杆，發出細密的聲響。城內的硝煙已經散盡，港口的水面上也沒有漂浮的殘骸了。
亓官玉站在佛塔基座的高臺上，目光掃過全城，看得很遠，從港口的桅杆看到城西正在收割的稻田，從佛塔尖頂看到遠處正在被夕陽染紅的天際線。他看了一會兒，把目光收回，落在塔下那些正在忙碌的人群身上。
修建新街的命令已經傳下去了。港口附近的舊貨棧正在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新修的倉庫。鋪面沿街排開，寬度統一，屋簷高度一致，門前留出通道，可供馬車和行人同時透過。
亓官玉沒有急於推動太多商業談判，而是先把那些願意留下來合作的當地商人找出來，給他們提供修繕鋪面的木料和租金減免，讓他們主動承擔商鋪改造的部分費用，以此換取優先供貨權和合作協議。
幾天後，陸續有商人在街面上掛出新招牌，寫著漢文的商號名，也有一些本地商人選擇保留緬文標識，在門前立起木牌，上面用石灰水寫著“亓官記合作商戶”幾個字。
亓官記的貨物開始運進達貢港。第一批到達的貨船靠岸後，碼頭工人們開始解除安裝木箱。
箱子被吊上碼頭後，逐一清點、拆封，把玻璃器皿、酒罈和布匹分門別類地擺放在港口貨棧裡。
一個從雲南來的商人站在碼頭上看了一會兒，走過去詢問價格，片刻後他和附近的商人一起在貨棧外站了好一陣，各自報了所要的貨物數量和型別，然後陸續散去。
當天晚上，他住進了新修的一家客棧，在臨街的視窗寫了一封長信。第二天一早，那封信就沿著紅河上游的商道向北送出。
亓官玉在港口的貨棧裡召集了第一批願意合作的大明商人，圍著一張粗糙的木板桌，在油燈的光線下，把亓官記的貨物逐項報出價格和供應量。
有人問茶葉和絲綢能不能也走這條線，他點了點頭，但沒有明確給出供貨量，只是讓他們自己算算運費和沿途關卡的成本。
第二天，便有人開始發運茶葉和絲綢的樣品。
幾艘西班牙商船在港口停留了幾天，與亓官記達成了一筆關於白糖和玻璃器皿的訂單，隨後沿原航線駛離港口，帆影逐漸消失在南方的海面上。
葡萄牙人也來了，他們沒有在港口停留太久，看過貨物清單後，訂了一批綢緞和金屬製品。
荷蘭人來得稍晚一些，船隊靠岸時天色已經快暗了，他們在碼頭邊點起幾盞風燈，圍著燈火看了幾批樣品，隨後開始詢問價格和交貨週期。
與此同時，亓官玉把目光投向了更遠的地方。他在達貢城外選了一片臨河的平地，開始修建農墾營地，計劃從大明招募移民。
他寫信給周世傑，讓他以亓官記的名義在廣東、福建、浙江等地張貼告示：願意南下緬甸墾荒者，亓官記提供土地、種子、農具和一年的口糧，收穫後僅需上繳少量田賦，其餘歸己所有。
信使在馬背上顛簸了很長時間，帶著那道尚未被確認的指令，沿著海岸線向北疾馳，途經港口時短暫停留，在驛站換馬後繼續趕路。陸路沿線的驛站也在接力傳遞同一份資訊，把那些文字逐站向前推進，像一連串正在被拉開、又正在被合攏的弓弦。
訊息傳到北京時，已經是十一月了。朝堂之上，張誠最先看到了那份密報，他拿著密報的手微微收緊，雙手微微顫抖，好像握著一塊正在變涼的鐵。
他很清楚。在遙遠的地方，他樹立了一個最大的仇人。
他沒有立刻把密報遞上去，放在案頭壓了兩天，才在一次奏對中順便提及，語調平穩地補充了幾句。
皇帝聽完後沒有立刻發作，只問了一句：“他在達貢開的港口，有多少船？”
張誠搖搖頭說沒有確切數字，但據聞已有數艘外國商船陸續靠港交易。
皇帝沒有再問，也沒有評價，只是讓人把亓官記的相關案卷調來，放在案角。
那份案卷已經很久沒有人翻動過了，邊角捲起，落了一層薄灰。他翻開了幾頁，又合上了，沒有再看下去。
他心裡清楚，一道已經擴大的裂口已經無法用簡單的方式封堵，只能等它自行擴充套件或與別的裂縫交匯，然後在那條邊界的延長線上重新制定應對策略。
他讓內閣擬了一道旨意，措辭不軟不硬，只責令兩廣總督“查實具報，酌情處置”。這道旨意很快就被人遺忘了，被新的事務壓到卷宗底層，連批閱的硃筆痕跡都漸漸模糊。
傍晚，風從宮牆的縫隙裡穿過，捲起幾片枯葉，落在那份已經合攏的案卷封面上，把墨跡磨得更淡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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