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還沒亮，杜群就醒了。排氣扇嗡嗡轉了一宿，房間裡那股黴味一點沒散，反而更濃了。他在床上躺了一會兒，聽著隔壁打牌的還在嚷嚷，不知是打了一宿還是換了一撥人。窗戶外面的霓虹燈終於滅了，灰濛濛的晨光從排氣扇的縫隙裡漏進來。他把手伸進褲衩內側的暗袋裡摸了摸，存摺還在，硬硬的，貼著他的大腿根。
得去找活幹。
他在街邊花一塊錢買了兩個饅頭，站在路牙子上三口兩口啃完，噎得直抻脖子。又找公廁用涼水抹了把臉，對著廁所裡裂了半邊的鏡子整了整衣領。鏡子裡那張臉灰撲撲的，眼睛底下兩團烏青，顴骨好像比離家時又高了些。他用力搓了搓臉，把臉上的灰塵和疲憊搓掉，深吸一口氣，朝勞務市場走去。
勞務市場在城西一片拆了一半的舊廠房邊上，杜群到的時候，天已經全亮了。空地上密密麻麻站滿了人，烏泱泱的一大片，少說有兩三百號。有的蹲在地上抽菸，有的靠在牆根上打盹，有的三五個聚在一起說話，眼睛卻一刻不離地盯著路邊——隨時等著有車停下來，車門一開，所有人就會像潮水一樣湧上去。空地上瀰漫著一股濃烈的味道：煙味、汗味、劣質白酒味、還有牆角陰溝裡泛上來的騷臭味，攪和在一起，燻得人腦仁疼。
杜群找了個角落蹲下來。沒有人注意他，也沒有人跟他說話。他旁邊的地上用粉筆寫著“力工”“搬運”“裝卸”，字跡歪歪扭扭的，有些已經被踩花了。他看看自己空空的雙手，連塊寫招牌的紙板都沒有，只能幹蹲著。
等了約莫半個鐘頭，一輛白色麵包車停在路口，車門嘩啦一聲拉開，一個戴著金鍊子的胖子探出頭來喊：“要五個工！搬瓷磚！一天三十！”呼啦一下，幾十號人圍了上去，把麵包車堵得水洩不通。杜群擠在人群裡，被人推來搡去，胳膊肘撞在別人背上，又被別人的屁股頂回來。他踮著腳尖，把手舉得高高的，想讓自己看起來高一點壯一點。那胖子站在車門踏板上，目光在人群裡掃來掃去，伸手指指點點——“你，你，你，還有你。”手指頭在人群上方跳來跳去，像是在菜市場挑蘿蔔。他的目光掃過杜群的時候，停都沒停就跳過去了。
杜群不死心，往前又擠了一步，把手舉得更高。胖子瞥了他一眼，擺了擺手：“下一個下一個。”車門嘩啦一聲拉上，麵包車突突突開走了，留下一股黑煙。被挑中的人歡天喜地地爬上車，沒被挑中的人罵罵咧咧地散開，回到各自的角落裡繼續蹲著。杜群站在原地，手還舉在半空中，慢慢放下來。旁邊一個蹲在地上抽菸的中年人看了他一眼，從鼻子裡噴出一口煙：“新來的吧？”杜群沒說話。“你這身板不行，太瘦。人家要的是能扛的，你這模樣一看就沒幹過力氣活。”杜群低頭看了看自己，確實，他在副食店守了幾年櫃檯，雖然不胖，但跟周圍這些常年賣苦力的人比起來，胳膊細了一圈，肩膀窄了一塊。
一上午，來了三撥招工的。一撥要搬運工，一撥要裝卸工，一撥要挖土方的。杜群每次都擠上去，每次都被人挑剩下。有一次一個招工的在他面前停了一下，打量了他兩眼，杜群趕緊挺起胸膛，那人卻轉頭問旁邊的人：“這人能扛幾袋？”旁邊的老鄉瞥了他一眼：“不認得，新面孔。”招工的搖了搖頭就走了。
蹲到中午，肚子餓得咕咕叫，杜群去旁邊一個推車賣盒飯的大媽那兒花三塊錢買了一份。米飯黏糊糊的，菜就一勺土豆絲，土豆絲切得跟手指頭一樣粗，鹽放少了，淡而無味。他蹲在路牙子上扒飯，旁邊幾個等活的人也在吃飯，有人從兜裡掏出一瓶二鍋頭，幾個人傳著喝，一人一口，喝完咂咂嘴，罵兩句娘。他們說話的口音南腔北調——有四川的，有河南的，有安徽的，都是離鄉背井出來討生活的。杜群想跟他們搭話，又不知道該說什麼，只好悶頭扒飯。
吃完飯，一個穿花襯衫的小年輕騎著一輛破腳踏車過來了，車後座上夾著一個公文包，包上印著“誠信中介”四個字。他蹬著車輪在人群裡轉了兩圈，扯著嗓子喊：“招工招工！電子廠招普工！包吃包住！一個月六百！要十八到三十五歲！身體健康！無不良嗜好！明天就能上班！”
杜群眼睛一亮，放下飯盒站起來。周圍幾個等活的人也圍了上去，但聽到“介紹費兩百”的時候，大部分人都散了。兩百塊，是扛六天瓷磚的工錢。杜群猶豫了一下，那小年輕一眼就看出了他的動搖，蹬著車靠過來，遞給他一張名片：“兄弟，一看你就是個實在人。兩百塊聽著不少，但你想想，電子廠一個月六百，包吃包住，幹一個月就把介紹費掙回來了，後面全是淨賺。比在勞務市場蹲著強多了吧？你今天交了錢，明天就能上班，名額有限，錯過這村可就沒這店了。”
杜群捏著那張名片，翻來覆去看了兩遍。名片紙質粗糙，印刷歪歪扭扭的，電話是一串座機號。他心裡犯嘀咕，但轉念一想——自己在這蹲了一上午了，連個正眼都沒人給。沒學歷，沒技術，沒熟人，連力氣都比不過人家，除了走中介這條路，還能怎麼辦？
他咬了咬牙，從外套內袋裡數出兩百塊錢，遞給了那小年輕。小年輕接過錢，利索地往公文包裡一塞，掏出一張皺巴巴的收據塞給他，說：“你下午去電子廠門口等著，到了打這個電話。”說完蹬著腳踏車走了，花襯衫被風吹得鼓起來，像一面旗。
杜群把收據仔細摺好放進口袋裡，按照小年輕說的地址找了過去。那地方在城郊，倒了兩趟公交車才到。到了之後才發現，那裡根本不是什麼電子廠，而是一片荒草地，只有一座廢棄的倉庫戳在那兒，窗戶全碎了，牆上畫著大大的“拆”字。他把收據掏出來，對著上面的電話號碼打了過去，電話裡傳來的聲音冷冰冰的：“您撥打的號碼是空號。”
杜群站在那片荒草地上，手裡捏著那張廢紙，半天沒動。風吹過來，荒草沙沙響，遠處城市的轟鳴聲隱隱約約傳來，像是在嘲笑他。兩百塊。他媽在店裡站一個月櫃檯才掙幾百塊。他爹給人幹零活，搬一天磚才掙二十。兩百塊就這麼打了水漂。他把那張收據揉成一團，想扔，又撿回來塞進兜裡。不是捨不得那張紙，是要記住這個教訓。
回到勞務市場的時候，下午的人更多了。上午沒找到活的人還在蹲著，又新來了幾十號人，把空地擠得更滿了。空氣裡的汗味更濃了，混著塵土和煙味，嗆得人嗓子發緊。杜群回到自己那個角落，蹲下來，後背靠著牆根。牆上貼滿了招工廣告，白的紅的黃的，一層摞一層，有的已經被撕掉了半邊，殘破的紙角在風裡呼啦呼啦地響。他一張一張地看過去——有的要技術工，有的要熟練工，有的要高中以上學歷。他把目光收回來，看著自己的手。這雙手除了稱糖果、算賬、搬啤酒箱，什麼都不會。
傍晚的時候，又來了一個招工的。這次是個工頭，開著一輛沾滿泥漿的皮卡車，車上已經坐了三四個人。他跳下車，叼著煙，粗聲粗氣地喊：“工地！要兩個小工！一天二十五！管一頓飯！”杜群趕緊站起來，跟另外幾十號人一起圍了上去。工頭的目光在人群裡掃了一圈，伸手點了幾個人——“你，你，你……”他點人的時候連看都不看臉，只看肩膀和胳膊。點到杜群的時候，工頭的手停了一下，上下打量了他兩眼，問：“幹過工地沒有？”杜群老實回答：“沒有。”“那你來湊什麼熱鬧？”工頭把手縮回去，點了一個杜群旁邊的人，“你，上車。”那人喜滋滋地爬上皮卡車，杜群站在原地，嘴巴張了張，想說自己能吃苦能學，但話還沒出口，皮卡車已經發動了，突突突地冒著黑煙開走了。
天擦黑的時候，杜群回到便民旅社。渾身散了架似的癱在床上，連翻身的力氣都沒有。天花板上的水漬還在那兒，像一隻攤開的手掌，在昏黃的燈光下泛著暗黃的顏色。他把手伸進兜裡，摸到那張揉成一團的收據，展開來看了看，又揉成一團扔在床頭櫃上。來的時候以為省城遍地黃金，來了一天才知道滿地荊棘。不是荊棘不讓人走，是荊棘只扎那些沒本事的人。
他閉上眼睛。黑暗中浮現的不是宋家那些人的臉，也不是那張欠條上的血指印，而是今天在勞務市場看到的那一雙雙眼睛——那些蹲在牆根下等活的人的眼睛，麻木的，疲憊的，絕望的，又帶著一絲不肯熄滅的期待。他們被挑來揀去，被呼來喝去，被坑被宰被晾被趕，然後第二天天不亮又蹲回那個角落裡繼續等。他們和他一樣，都是從土裡刨食的人，以為換一塊土就能刨出不一樣的命來。
他翻了個身，把臉埋進枕頭裡。不行，不能這麼下去。明天換個勞務市場試試。再不行就去車站扛包，去碼頭卸貨，去菜市場幫人搬菜。只要肯出力，總能找到一碗飯吃。他在心裡默默盤算著——今天吃飯花了四塊，住宿十五塊，被騙了兩百塊，兜裡還剩不到一百塊現金。能撐五天。五天之內，必須找到活幹，不然連這個發黴的小房間都住不起了。
窗外，城市的霓虹燈又亮起來了，紅的綠的黃的白的，透過排氣扇的縫隙在牆上投下細碎的光斑。遠處傳來汽車喇叭聲和建築工地的打樁聲，這座城市的夜晚從來沒有安靜過，永遠有人在趕路，永遠有人在忙碌，永遠有人在掙錢。他聽著那些聲音，慢慢攥緊了拳頭。
他想起他媽在灶屋裡跟他說的話——“要是混得不好就回來，別死撐著。家裡的門，啥時候都給你開著。”他把這句話嚼碎了嚥下去。不，不回去。混不出人樣來，死也不回去。那張欠條還在暗袋裡揣著，他爹的三萬塊還在存摺上躺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