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啟的手機打不通了。杜群最開始沒當回事。海鮮酒樓裝修進入收尾階段，工地上的事千頭萬緒，李總平時也經常不接電話——開會、談事、飛機上，哪樣都能成為理由。他隔了大半個鐘頭又撥了一次，聽筒裡還是那個冷冰冰的女聲：“您撥打的使用者已關機。”他放下手機，繼續跟裝修隊確認水晶吊燈的安裝高度。下午撥了不知多少次，全是關機。他心裡那根弦開始慢慢繃緊。晚上收工後他開車去李明啟住的酒店式公寓，前臺說李先生幾天前就退了房，行李箱是提前一天讓保潔幫忙拎下來的，走的時候連門卡都沒還。
杜群站在酒店大堂裡，大理石地面倒映著頭頂的水晶燈，亮得刺眼。他忽然想起自己第一次跟李明啟吃飯，那人端起酒杯時杯沿刻意壓低了半寸，他當時還以為那是尊重。他跑回車裡，發動引擎，帕薩特在夜色裡轟鳴著衝向城東那傢俬人會所。會所門口的復古銅燈還亮著，他抬手叩門，叩了十幾下，沒人應。透過門縫往裡看，走廊裡地毯捲起來堆在牆角，水晶吊燈熄了，只剩一盞應急燈在角落裡泛著慘淡的綠光。他蹲下來從門縫往裡塞了張名片，名片上印著“杜氏餐飲有限公司董事長”，燙金字在黑暗裡閃了一下就被吞沒了。
他又撥周鴻的電話。關機。再撥黃志國的電話。關機。這三個號碼他存了這麼久，從來沒同時打不通。
最後一絲僥倖是海鮮酒樓。他抱著僥倖開車趕到市中心那棟商業樓，遠遠看見樓下圍了一群人，仰著頭往上看。他把車停在路邊，推開車門，腿有些發軟。走到大門口，玻璃門上貼著法院的封條，白紙黑字，鮮紅的公章。封條上寫著查封原因——該專案涉及多起民間借貸糾紛，債權人已聯合起訴，所有資產凍結。他用手指頭摸了摸那個公章，印泥還沒全乾，蹭在指腹上，像那年按在欠條上的血印。
圍觀的工人裡有他認識的，是上週剛進場鋪地磚的老吳。老吳說李總欠了外面幾百萬賭債，拿這個專案的投資款去填窟窿，人早跑沒影了，聽說去了境外。杜群站在封條前面，水晶吊燈還吊在半空中，塑膠保護膜沒拆，上面落了一層灰。大理石地面剛鋪好，縫隙裡的填縫劑還沒幹透。這些全是他抵押了五家店、兩套房換來的——現在成了一堆貼了封條的水泥和玻璃。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回到車裡的。方向盤被攥得發燙，他把額頭抵在喇叭上，喇叭沒響。引擎沒發動，車燈沒開，他就那麼坐在黑暗裡。窗外路燈的黃光透過車窗灑在他臉上，把那張臉照得跟當年在茶館裡寫欠條時一模一樣。
後半夜他回到紅星路。酒樓已經打烊了，捲簾門拉下來一半，灶臺上那盞小夜燈還亮著。蘇靜坐在收錢臺後面翻報表，鉛筆別在耳後，聽見腳步聲抬起頭。她什麼都沒問，只是放下鉛筆，把面前那杯早已涼透的水端起來喝了一口，然後站起來走到灶臺前開火，給他下了碗麵，臥了兩個荷包蛋——一個溏心，一個全熟。面端到他面前，熱氣騰騰的，她說：“先吃飯。天塌不下來。”
杜群看著那碗麵。荷包蛋的溏心蛋黃顫顫巍巍地晃著，醬汁沿著蛋白邊緣滲進麵條裡。他想起幾年前蘇靜第一次來店裡，也是夜深了，也是菜賣完了，他給她下了碗麵，也是臥了荷包蛋。那時候他連她的名字都不知道，只知道這個女人加班到九點多沒吃飯，食堂早關門了。現在輪到她給他下面。他拿起筷子，夾起一筷子面，沒送到嘴裡，又放下了。他啞著嗓子說，五家店，兩套房，全沒了。蘇靜在他對面坐下，把搪瓷缸子推到他手邊，聲音還是一貫的平平穩穩：“房產抵押合同我影印了一份給律師，銀行那邊的貸款審批函我也留了底。封條貼的是酒樓，不是你的灶臺。只要灶臺還在，就能從頭再來。”
杜群低下頭，把臉埋進掌心裡。過了很久，他抬起頭把那份濺了酒印子的專案風險分析報告從懷裡掏出來放在桌上。紙頁被摺疊得起了毛邊，蘇靜用鉛筆圈出的“關聯交易”“股權質押”“民間借貸”幾個詞旁邊，她打了三個感嘆號。他啞著嗓子說：“報告我看完了。你說得對，每一步都算到了——只有我沒算到。”蘇靜把報告接過去擱在收錢臺上，沒有說“我早就告訴過你”，只是拿過他的搪瓷缸子去灶臺邊倒了杯溫水，擱在他手邊。窗外梧桐樹的影子透過玻璃門落在地上，月亮門那頭傳來阿貴磨刀的沙沙聲。那把菜刀跟了他們好多年，刀身磨得只剩窄窄一條，刃口在暗處泛著冷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