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家快餐關門那天，宋小麗正在揉麵。她聽見街對面嘩啦啦拉捲簾門，不像開店時那樣利索，而是拖拖拉拉的，鐵皮蹭著門框發出刺耳的嘎吱聲。她沾滿面粉的手在圍裙上蹭了兩下，走到門口，看見幾個穿藍布工裝的工人把那塊“杜家快餐”的招牌摘下來，擱在牆根下。招牌上的紅漆字還是新的，才掛了大半年，右下角那塊指甲蓋大小的磕痕是開業那天被鞭炮崩的。幾個工人把廚房裝置一件件搬上卡車，冰櫃、灶臺、案板、桌椅，最後是那箱沒用完的一次性筷子。有個工人搬冰櫃時絆了一下，一沓沒拆封的餐盒從櫃頂滑下來，白花花散了一地，被風捲著在石板路上打滾。他蹲下來一個一個撿，撿到最後一個時抬頭看見街對面那個繫著圍裙的女人站在門檻上，滿手面粉，正往這邊望。兩人對視了一眼，又各自低下了頭。
隔壁調料鋪的老頭端著搪瓷缸子踱過來，往對面努努嘴說宋老闆，你競爭對手倒了，這下你該高興了吧。宋小麗沒應聲，轉身回了店裡，繼續揉麵。麵粉在掌心裡黏糊糊的，她比平時多揉了半刻鐘，揉到手腕發酸才停。那塊麵糰被她揉得又光又韌，拿指頭按下去，凹坑慢慢彈回來。她忽然想起那年秋天在河邊，杜群說“等我攢夠了錢就娶你”，她哭著說“那你倒是攢啊”。那時候她以為他只是嘴笨，後來才知道他是真的一分一毛在攢——在出租屋裡把每張紙幣捋得平平整整，硬幣十個一摞碼好，腳趾頭凍得跟胡蘿蔔似的也捨不得買雙棉襪子。他攢了好幾年，攢出了酒樓、分店、帕薩特，現在又全沒了。
她走到灶臺前開火，把早上賣剩的半鍋稀飯熱了熱，給孩子盛了一碗，又把昨天從菜市場買的兩個饅頭掰開擱在灶臺邊烘著。孩子坐在灶臺旁的小板凳上寫作業，鉛筆頭短得攥不住，寫幾個字就得停下來削。她拿過鉛筆幫她削好，又拿圍裙角擦掉她臉上的鉛筆灰。孩子問她對面那家店怎麼關門了。她說生意不好做。孩子又問那以後想吃紅燒肉蓋飯去哪兒買。她沒答，只是把饅頭翻了個面，讓兩面都烤得焦黃。
她心裡清楚，杜群把快餐店開在她對面不是為了賺錢——是為了碾她。那年她從聚賢樓回來抱著孩子哭了一夜，第二天他的快餐店就開張了。他讓堂叔盤下對面的鋪子，從省城統一配送食材，用標準化手冊上的模板裝修，開業頭三天全場半價，硬是把她的生意擠得只剩幾張熟面孔。她不恨他，她只是想起那年退婚後他蹬著三輪車在省城街頭被人挑來揀去，她卻在劉家挨打受氣，兩個人各自在泥裡爬。後來他先爬出來了，第一件事就是回頭踩她一腳。現在他也摔了。她應該高興的，可她沒有。
晚上收了攤，她把卷簾門拉下來，給孩子洗完澡哄睡了，一個人坐在灶臺邊補圍裙。針腳細密，一針一線從磨毛的袖口穿過。她想起蘇靜——那個穿著棗紅色呢子短大衣、領口彆著銀色胸針的女人，在聚賢樓門口把年貨禮包輕輕擱在她腳邊說“天冷，早點帶孩子回家”，語氣平平靜靜的，沒有憐憫，也沒有敵意。後來她聽陳二嬸說蘇靜把自己的首飾全賣了給杜群填窟窿。她當時愣了很久——當年她和杜群處物件時，杜群給她買的最貴的東西是一隻塑膠髮卡，一塊錢。她嫌便宜沒要。現在有個女人把自己攢了好些年的金項鍊銀鐲子全換了錢，替那個男人還債。
她把圍裙補好疊在床尾，給孩子掖好被角，然後拉滅燈，坐在黑暗裡。窗外月光清冷，照在對面那扇緊閉的捲簾門上。招牌摘走了，門框上只剩幾個螺絲孔，黑洞洞的，像一隻只沒有眼珠的眼眶。她不知道自己在那裡坐了多久，直到更夫敲了三更的梆子，才躺下去。被子矇住臉，肩膀輕輕抖了幾下，沒有聲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