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9月，厂部會議室。
下午，我去了厂部。
會議室裡坐了十幾個人，都是各車間抽調來的。主持會議的是廠裡的黨委書記，姓王，五十多歲，一臉嚴肅。
今天這個會，是傳達上級精神的會。他開門見山，最近，中央下發了檔案，要求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反右傾運動。我們軋鋼廠，也要積極響應。
右傾，就是那些對大躍進持懷疑態度的人。那些說怪話、發牢騷、散佈悲觀情緒的人，都是我們的批判物件。
下面，我念幾個例子——
他開始念名字。
都是一些車間裡的普通工人。他們因為各種原因——有的說了幾句怪話，有的發了幾句牢騷，有的對食堂的伙食有意見——被人揭發，現在正在接受批判。
我坐在下面，大氣都不敢出。
幸運的是，我的名字沒有出現在名單裡。
會議結束後，我走出會議室，長出了一口氣。
但我知道，這只是開始。
1959年9月，四合院後院。
從工廠回來之後，我變得更加低調了。
每天按時上下班，不說不該說的話，不做不該做的事。工廠菜園的收穫，我也低調處理——沒有再大規模運紅薯回來，只是隔三差五地帶一點，夠家裡吃就行。
婁曉娥注意到了我的變化。
有一天晚上，她問我：你最近怎麼了？心事重重的。
沒什麼。我說，就是廠裡在搞運動，有點緊張。
什麼運動？
反右傾我說，就是……批判那些說怪話的人。
她的臉色變了。
你沒說錯什麼話吧？
沒有。我說，我什麼都沒說。
她點點頭，沒再問。但她看我的眼神里，多了一絲擔憂。
這就是我們的日子。
糧食越來越緊張，政治越來越緊張。
雙重壓力之下，每個人都在小心翼翼地活著。
1959年9月末，工廠菜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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