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陰，走白事。
兩名重傷員，重的躺棺材，棺底墊石灰，嘴裡咬著布卷，動身前餵了煙膏，氣眼開在棺頭，拿紙幡遮著；輕些的扮孝子，“哭到脫了力”，由兩個交通員左右架著，正好架住那條打穿的腿。歿單、路條、槓夫的工牌，一樣一樣對過三遍。吹鼓手、紙幡、陰陽先生，一路吹吹打打過江灣。
卡子上偏偏換了生面孔——一個不在打點名冊上的憲兵伍長，攔下棺材，比劃著要開棺。
陰陽先生不慌，捧出防疫所的歿單：霍亂，當日歿，石灰封棺。單子上的章是真章，兩根小黃魚從防疫所文書手裡換來的。
伍長盯著棺縫的漆封，猶豫。就這一口氣的工夫，棺材裡悶悶地——哼了一聲。
架人的交通員脊樑一下僵住。收過煙的偽警班長几步搶上來，照著吹鼓手就罵：“吹啊！死人還怕吵伐？！”嗩吶鑼鼓轟一聲齊響，孝子們嚎啕大放，哭聲浪頭一樣蓋過去。
伍長叫“霍亂”兩個字攆著，退開兩步，揮手放行。
“棺前有動靜，響器齊鳴”——這一句，是打點那天就排進戲裡的。
第五天，晴，遠足。
教會學校一杆小旗，十幾個孩子，四個“教員”。打頭的是謝仲文——他的照片掛在沿線每個口子上，一部美髯，目光如炬。
如今美髯剃了，鬢角推青，臉叫日頭曬得黢黑，十天粗活把一雙寫文章的手泡成了老樹皮。陸行舟捎過話：鬍子剃得掉，眼神剃不掉，您這幾天，把書都忘了。
剃鬚那天，謝仲文對著鏡子坐了半晌，末了自家笑一聲：“剃了也好，輕省。”轉頭把一箱手稿託給了帶不走它的人。
日兵舉著照片，對一眼，再對一眼。謝仲文垂著眼皮，佝著背，一臉受慣了呵斥的木然。
照片將要放下，那日兵嘴裡冷不丁蹦出一句日語，又急又短，叫的正是“謝先生”。
謝仲文留過東洋，這句話他聽得真真切切。耳根一熱，脖子裡的筋跳了一跳——到底沒抬頭。他茫然轉向帶路的真教員，眼裡全是聽不懂的怯。
這一下“聽不懂”，是小鄧在弄堂裡拿日語喊了他整三天喊出來的。
日兵收了照片，揮手。小旗子晃晃悠悠過了卡子，孩子的歌聲飄在馬路上。
當夜，書店後間，疏影在紙上劃掉十三個名字，鉛筆尖停了停：“還有二十四個。”
“三組都是有驚無險。”她抬眼，“險處呢？”
“都記下了。”陸行舟說，“閘北那個曹長會查手，報給夜鶯，那個口子往後繞開；霍亂不能再用第二回，防疫所的真章，用一次少一次；遠足的孩子不能再借——同一批孩子在兩個卡子露面，就是破綻。”
一場驚險不嚇人，嚇人的是把驚險當運氣。運氣記不進賬，教訓記得進。
“明早走第四組。”他說，“吳淞，水路。”
九條線裡數這條最硬——軍工路的日軍直轄檢問所，繞不開，打點不進，全指著帶路人裘阿桂。魚行跑水路的老販子，哪條汊子幾時漲潮、哪個哨位幾點打盹、檢問所驗單子的規矩，全在他一個人肚子裡。
後半夜落了雨。自家灶披間的後窗被叩了三下，輕，急。小鄧渾身水淋淋，嘴唇是白的：“裘阿桂沒來對燈。三個點，一個都沒來。”
陸行舟腦子裡那張圖上，吳淞的一條線連著它的每一步，此刻全裝在一個不知去向的人腦袋裡——天一亮，第四組的五個人，就要按點集到碼頭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