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司菲爾路的後門開了一條縫，看門的懶得多看，揮揮手。她提著進來時那隻舊藤箱，箱角磕掉了皮，往外走。走出十幾步，回頭望了一眼那堵高牆——只一眼，收回來，腳下沒停。
九天裡瘦下去的那些，一時補不回來。顴骨支起來，眼窩陷進去，一件灰布旗袍空蕩蕩掛在身上，風一吹，像掛在竹竿上。可那雙眼睛沒垮。看門的、街角賣報的、二十步外那個假裝買香菸的長衫男人——她一路走，眼角都掃到了，掃過，不慌，像一個真被冤了幾天、如今只想回家的女人。
她認得那尾巴。放她，是放長線。她比誰都清楚。
所以她不能去接頭，不能取信，不能在任何一扇熟悉的門前停一停。她只能走，往北站的方向走，走出這座城。
可有一條路，她非走不可。
從極司菲爾路去北站，靜安寺路是最順的一條。順路，誰也挑不出錯。
書店在靜安寺路中段，招牌底下一盞昏燈。
晌午，龔半仙的啞孫女跑來塞過一支竹籤——籤筒正著。平安。陸行舟捏著那支籤，在櫃檯後頭坐了半日，把當天該記的賬記完，把該上的門板留了一扇沒上。
他知道她會打這條路走。也知道，放出來的人，身後必拖一條尾巴——那尾巴，是他自己在證據鏈裡留的三分疑喂出來的。要萬嘯卿信七分，就得給他留三分；留了三分，才肯放人。放人，才有這一面。
代價是，這一面，只能是這樣一面。
天擦黑，門口的人流稀了。他站到櫃檯後，取過墨條，添了半池水，開始磨墨。
她來了。
灰布旗袍，舊藤箱，從馬路對面的人行道上過來，不快不慢。隔著一條靜安寺路的車馬、黃包車、賣梨膏糖的擔子，她在對面，他在店裡。
二十步後，那個長衫男人也跟過來，停在對街一個報攤前，抽出一張報紙，眼睛卻沒落在報紙上。
陸行舟磨著墨。沒抬頭。
疏影走到書店斜對面，店招的燈光漏過馬路，恰好照到她腳下那一小片地。她沒有停步。走進那片光裡，她抬起手，很輕地，把脖子上那條圍巾理了一理——往左掖了掖，撫平，放下。
平安。我沒事。
就這一個動作，慢得像整理儀容，快得像撣掉一粒灰。報攤前的長衫沒看出什麼，賣梨膏糖的沒看出什麼，滿街的人都沒看出什麼。
陸行舟的手，在墨池裡慢了下來。
墨條壓著硯臺，一圈，又一圈，磨得極慢，極慢，慢到幾乎不動。收到了。我收到了。
他沒有抬頭。抬一次頭，隔著一條馬路看她一眼，是這九天裡他最想做、也最不能做的一件事。那尾巴就在她身後二十步。他一抬頭，她一頓腳，這條街上兩個陌生人之間多出來的任何一絲東西，都能要了兩條命。
所以他只是磨墨。
一圈，一圈，一圈。墨已經濃得化不開，他還在磨。
疏影提著藤箱，從那片光裡走出去，走進街那頭的暗裡，沒有回頭。她走過書店對面的時候，離他最近，也不過一條馬路寬。
陸行舟還在磨。等她的背影徹底看不見了，風鈴始終沒響，他才停手，把那錠磨禿了大半的墨條擱下。硯臺裡，墨濃得掛筆。
她一日在上海，那條尾巴就一日跟著；尾巴不除，疏影就是一枚會走路的火種，這座城再留不得她。
可她走之前，還有一樁沒了結——被捕那夜，閘北聯絡點的夾壁裡，壓著一份她沒來得及帶走的東西，而那處房子，如今是76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