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建國坐在腳踏車座上，就著路燈看紙條上的字。凌晨五點，風還是涼的，吹得紙張邊角微微翹起。墨跡已經幹了，紙面有些發暗，但紙角還有明顯的摺痕——像是被人攥在手裡攥了很久。他翻到背面，空白，只有幾道指甲掐出來的印子。不是字，是幾道平行的豎線，細看能看出指甲壓進去的深淺不一，最深的那道幾乎把紙掐透了。
“你娶錯了人，我也嫁錯了人。”
這句話在腦子裡轉了兩圈。他試圖回憶桂姨的筆跡。林母平時從不在人前寫字，他只見過她幾年前簽收包裹時的簽名，字跡圓潤，筆勢很穩。
他看了好一會兒，把紙條摺好放進口袋，推著車走了幾步，又在路燈下停住，掏出紙條又看了一遍。兩萬塊錢。桂姨說的這個數字，在九十年代末是一筆大數目，比林德福當時一整年的工資還多。趙家一次性給這麼多，換的不是東西——是“閉嘴”。林母嫁了二十多年，現在才說出這句話，說明她早就知道了，只是一直沒說。她自稱“嫁錯了人”，這話裡帶著愧疚，也帶著自嘲，但更關鍵的是——她現在才說。為什麼現在才說？
他沒有繼續想，把腳踏車鎖好，走進郵電局大門。大廳裡只有一個值班員趴在桌上打瞌睡，桌子上放著一杯涼透的茶。他走到角落的公用電話前，投了兩枚硬幣，撥通了周磊的手機。電話響了五聲才接，周磊的聲音帶著剛睡醒的沙啞：“誰啊？”
“我。老郭昨晚有人找過？”
電話那頭安靜了兩秒，然後傳來翻身的聲音。“你怎麼知道的？”
“護士說的。什麼人？”
“不是探視，是送了一封信。護士沒讓進，信被塞進了病房門縫。護士早上發現的時候，信已經在地上踩了好幾腳，邊角都磨破了。”電話裡傳來紙張翻動的聲音，“信封裡是空的，只有一張舊病歷影印件，歸檔編號被塗黑了，只剩三個數字——92-7。”
陳建國握著聽筒沒說話，腦子裡快速過了一遍這個編號的意義。縣醫院的病歷歸檔號是兩位數年份加數字，92代表1992年，7是當年的第七份病歷。
“影印件在我這裡，”周磊補充道，“我拍了照，原件還在護士站那邊的留置箱裡。”
“先別動影印件，保持原樣。我今天下午回省城，到了再詳談。”
他掛了電話，站在電話機前，盯著牆上的郵政資費表看了十多秒。外面的天色已經從墨藍變成了淺灰，街上的路燈還沒關，在灰白色的天光裡顯得昏黃。他轉身走出郵電局，推著腳踏車往醫院方向騎去。
清晨六點半，縣醫院走廊裡已經有人在走動。一個護工推著清潔車，拖把在水桶裡攪動著，發出溼漉漉的聲音。護士從另一頭走過來，手裡拿著一個牛皮紙信封。
“你是來看郭伯的吧？這封信是昨晚塞進來的，我放留置箱裡了。”她把信封遞過來。
陳建國接過來看了看——普通牛皮紙信封，沒有寄件人，沒有地址，只有一個小角被撕破了一點，露出裡面白紙的邊。他開啟封口，裡面確實只有一張影印件和一小塊布料。他把布料取出來，藍色的，斜紋的，摸著像舊工裝，邊角已經磨得發白。
他拿著布料去了護士站。“護士長在嗎？”
值班護士抬頭看了他一眼，用下巴指了指走廊盡頭的小辦公室。他走過去，門半掩著，一個四十多歲的婦女正坐在裡面理藥單。
“你好，麻煩你幫我認一個縮寫——L.S.H，這個人在醫院幹過嗎？”
她想了半晌，把布料放在桌上，皺著眉頭說：“縮寫我不好說一定認準，但要說類似發音的名字，我們醫院二十多年前有個後勤工姓李，叫李守華，大家都叫他老李，在舊門診樓做了十五年保管。”她停了一下，“後來離職了，據說是回老家種地。他去向我不曉得，但這個人我肯定記得，個子不高，瘦瘦的，說話總是慢吞吞的。”
“他那個時候穿這種工裝嗎？”
護士長低頭看了一眼布料，手指捻了捻邊角。“不穿。這種布料的工裝不是醫院的。老李穿的是醫生大白褂，不一樣的面料。”她又看了一遍佈料，“這是廠裡的料子，不是醫院的。”
陳建國接過布料，揣進口袋。“謝謝你，我問完了。”
他走出醫院大門，在臺階上站了一會兒。布料在口袋裡鼓鼓的，貼著大腿。他掏出手機，撥了周磊的電話。“你幫我查一下機械廠舊車間的名單裡有沒有‘L.S.H’這個縮寫對應的人。”
“縮寫？拼音首字母？”周磊問。
“對，三個字母。”
周磊翻了兩三分鐘，中間還哼了一聲。“查到了。機械廠舊工具車間有個保管員，叫劉士和。年紀比我爸大一輪，九三年內退的，九八年去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