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站起來，走到窗邊，看著窗外。
“羅文，我給你講個事。”她說，“我在高盛的第二年，跟一個senior director去香港，見一個家族辦公室的人。那個人是老錢的第二代，家裡做航運的，三代人的錢。飯局定在中環一傢俬人會所。出發前，我那個senior，把我從頭到腳檢查了一遍。西裝，襯衫，皮鞋，皮帶，手錶。他看了一眼我手腕上那塊表，讓我摘了。”
“為什麼？”
“因為那塊表，是一塊天梭。”齊姜子轉過身來，“他說，不是表不好。是這塊表，在那個桌上，會說話。它會告訴桌上所有人，戴它的人，是靠工資吃飯的。老錢圈子裡的人，他們看人，不用開口。一抬手腕，一彎腰，袖口和手腕之間露出那截襯衫，那個襯衫的領口是怎麼挺的，那雙皮鞋的鞋尖是什麼形狀，他們掃一眼，你的家底、你的出身、你這幾年過得怎麼樣，全部都在他們腦子裡過了一遍。他們嘴上一個字不說。可第二天，那個家族辦公室的錢，投沒投給我們，跟這一眼，有直接的關係。”
“那個senior自己戴什麼？”羅文問。
“他那天什麼都沒戴。”齊姜子說，“他手腕上，什麼都沒有。光著。因為光著，比戴錯，好。光著，人家想，這人不玩這個。戴一塊浪琴，人家想，這人玩不起還硬玩。”
羅文低頭，看了看自己的手腕。他手腕上，也沒有表。這兩年，他從來沒想過這個問題。
“那週六……”他說，“我什麼都不戴，行不行？”
“不行。”齊姜子搖頭，“什麼都不戴，是高盛那個senior的打法，他的身價，已經不需要用任何東西證明了。你不行。你三十億的盤子要發，你是去要錢的。你得讓人覺得，你這個人，值得把錢交給你。而你身上所有能替你說話的東西，現在，一件都沒有。”
羅文在椅子上坐著，兩隻手的手指交叉，擱在肚子前面。這是他想事情時的姿勢，齊姜子這兩年見得多了。她沒有催他，走回自己座位，端起桌上那杯涼了的茶，喝了一口。
過了大概三分鐘，羅文開口了。
“姜子，問你個實在的。”他說，“這一身東西，置辦下來，得多少？”
齊姜子看了他一眼。
“看置辦到什麼程度。”她說，“最低限度，一身西裝，一件襯衫，一雙皮鞋，一條皮帶。這四樣，是基礎。手錶可以先不買，袖釦可以先用最簡單的。這個最低限度，在能看的那種檔次裡，十五萬到二十萬。”
“十五到二十萬。”羅文重複了一遍，“一身衣服。”
“一身衣服。”齊姜子點頭，“羅文，我知道你聽著肉疼。你這個人對自己的錢，摳得很。你給自己花的錢，兩年加起來，恐怕都沒這個數。可這筆賬，不是這麼算的。”
她把筆拿起來，在一張便籤紙上寫了一個數，推過去。
羅文低頭看。那上面寫的是，三十億。
“你週六去，是給一個三十億的盤子開門。”齊姜子說，“三十億的盤子，就算按最普通的管理費百分之一點五算，一年，是四千五百萬。你這一身二十萬，攤進去，是這個數的多少？半個點都沒有。這二十萬買的，不是衣服。是那天晚上，坐在你對面那十幾個人，看你的第一眼，心裡給你打的那個分。那個分，一晚上，就定了。定完了，往後三年，改不動。”
羅文盯著那個“三十億”，看了很久。
然後他把便籤紙翻過來，在背面寫了一個字。
“買。”
齊姜子看著那個字，忽然笑了一下。
“你這人。”她說，“平時跟你談買裝置、談招人，五十萬的東西，你能跟我磨一個禮拜。今天二十萬買衣服，你兩分鐘就拍板。”
“不一樣。”羅文把筆放下，“裝置是給公司的，得對每一分錢負責。這身衣服，”他停了一下，“是你說的，是我去要錢的。要錢這個事，賬不能這麼算。”
“行。”齊姜子站起來，把便籤紙收了，“明天下午，你沒安排吧？”
“明天下午……我看看。”羅文掏出手機，翻了翻日程，“兩點半有個投研會，四點約了蔣國平過二期的條款。”
“都推了。”齊姜子說得不容商量，“投研會改明早，條款的事，晚上加個班。明天下午兩點，我帶你出去。別開車，也別讓蔣國平安排司機。我們自己打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