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一朝新舊黨爭的核心對立人物，除蘇軾之外，便屬舊黨領袖司馬光。
司馬光飽讀經史，一生恪守古禮舊規，深耕典籍數十年，秉持“祖宗之法不可變”的執念，從根源上全盤否定王安石推行的熙寧新法，二人多次於金鑾殿當庭激烈辯論，朝堂分歧不斷激化，兩派矛盾愈演愈烈。
司馬光的治世理念根植於歷代傳統治術，他堅信大宋開國以來傳承百年的法度自有道理，輕徭薄賦、放任農商是長久安民之道，官府不該深度介入民間生產、借貸、田畝事務。
在他眼中，青苗法官府放貸、方田均稅法清丈土地、市易法管控商貿，皆是朝廷強行插手民間生計，打破百姓自然謀生的平衡。
豪強雖有兼併之弊，但只需以禮教約束、溫和勸導，而非用強硬政令強行制衡；國庫空虛、邊防疲弱也不該靠變革法度搜刮民間財貨，只需朝廷縮減用度、精簡官員，徐徐調理即可，激進變法只會攪亂天下根基。
每逢神宗召叢集臣議事，司馬光必然率先出列，逐條駁斥新法各項舉措。
王安石以鄞縣、舒州數年實操成效舉證，細數豪強高利貸蠶食農戶、隱匿田畝逃空國庫的實情，闡明官府適度介入是庇護底層百姓；司馬光卻只引前朝古籍典故，認定官府與民爭利必生禍患，全然無視地方豪強長久壓榨鄉民的現實。
二人殿廷對峙，一來一往互不相讓，言語交鋒字字尖銳，滿朝文武分列兩側，新黨官員力挺王安石富民強兵之策，舊黨群臣緊隨司馬光附和守舊言論，朝堂割裂之勢一日勝過一日。
為阻攔新法落地，司馬光接連呈上長篇奏疏，羅列新法種種“弊端”，將地方官吏執行不當滋生的亂象，全部歸罪於法度本身，懇請宋神宗盡數廢止新政，恢復舊日規章。
見天子一心支援王安石革新，不肯輕易動搖，司馬光心灰意冷，主動辭去朝中要職，退居洛陽潛心編撰《資治通鑑》，卻並未停下反對變法的步伐。
他持續與各地舊臣書信往來，串聯朝野守舊官員，不斷蒐集新政推行中的瑕疵，伺機遞送入宮，持續向神宗施壓。
在司馬光的帶動下，大批固守傳統計程車大夫聚攏為穩固舊黨陣營。
他們不認可王氏一脈傳承的務實安民思路，覺得王審知當年在閩地大興官倉、丈量田畝的舉措只是亂世權宜之計，不宜在大一統太平年間照搬推行。
新舊兩派的矛盾早已超出治國理念的分歧，逐漸演變成派系對立：新黨支援變革，以充盈國庫、穩固邊防為目標；舊黨堅守祖制，排斥一切朝堂新政，兩派官員互相彈劾、攻訐傾軋，朝堂之上人人劃分陣營，尋常政務也因派系拉扯難以推進，大宋愈演愈烈的黨爭禍根就此埋下。
王安石曾與吳氏談及司馬光，坦言對方學識淵博、品行端正，只是眼界困於古籍舊制，看不到當下積貧積弱的燃眉之急。
吳氏也感慨，司馬光一心守舊並非貪圖私利，只是理念根深蒂固，奈何天下弊病積重難返，溫和守成早已無法挽救社稷危局。
司馬光固守古法、全盤抵制變法的立場，成了王安石推行新政路上最大的阻礙，兩股治國理念激烈碰撞，讓兩宋朝堂的新舊黨爭徹底走向白熱化，也為後續新法起落、朝堂反覆動盪埋下長遠伏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