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江的杏花開了一輪又一輪,彈指間,數十年光陰便順著曲江水流走了。
貞觀的鐵馬錚鳴漸漸遠去,永徽的文治餘音也慢慢消散,中間幾經朝堂風雲變幻,直到李隆基登基繼位,改元開元,大唐這艘巨輪,終於駛入了全盛的巔峰航道。
正史昭昭,歲月無情:貞觀十三年,一代直臣王珪病逝,家無餘財,太宗聞訊輟朝三日,追贈吏部尚書,諡曰“懿”,贊其“清心奉國,名傳千古”;上元二年,少年天才王勃南下探父,渡海溺水驚悸而亡,年僅二十七歲,訊息傳回長安,天下文人無不扼腕痛哭,嘆“大唐文脈折了樑柱”。
先輩的身影漸漸隱入歷史的塵煙,可琅琊王氏的風骨與文脈從未斷絕。長安王氏的後輩們接過先輩的旗幟,踩著貞觀永徽的根基,迎著開元盛世的東風,即將開啟一段全新的傳奇。
開元天子李隆基,少年時便有雄才大略,平定韋后之亂、剷除太平公主勢力,坐穩皇位後,更是勵精圖治、任人唯賢。
他重用姚崇、宋璟、張說等一眾賢相,整頓吏治、發展生產、疏通漕運、開拓疆土,不過短短數年,便把大唐治理得蒸蒸日上,國力遠超貞觀時期,真正達到了“全盛”的頂峰。
最直觀的便是戶口與糧食。
貞觀初年,天下戶口才三百萬戶,到開元十三年,已經漲到了七百多萬戶,翻了一倍還多。
各地的官倉裡,糧食堆得滿滿當當,存糧多到沒地方放,有的陳糧放久了都發了黴,也沒人動。
民間更是富庶,一斗米才賣三四文錢,老百姓家裡戶戶有餘糧,出門走個幾百里路,都不用帶糧食,路上隨便找個村子就能借到。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不再是史書上的理想圖景,而是開元年間隨處可見的日常。
詩人杜甫後來寫“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說的便是這時候的景象。
絲路的繁華更是遠超貞觀時期。
從長安出發,向西穿過河西走廊、越過蔥嶺,一直通到波斯、大食,甚至遠達歐洲。
沿途的驛站、商館一個接一個,駝隊絡繹不絕,鈴聲日夜不停。
長安的西市比貞觀時大了整整一倍,兩百多個行當,三萬多胡商在這裡做生意。
波斯的珠寶、大食的香料、西域的葡萄酒、崑崙的奴婢,應有盡有。
走在西市的街上,隨處可見高鼻深目的胡人、穿著新羅服飾的姑娘、日本來的遣唐使,各種語言交織在一起,活脫脫一個萬國集市。
四夷賓服的盛況,也比貞觀時更盛。
周邊的吐蕃、突厥、新羅、日本,還有西域大大小小几十個國家,全都臣服於大唐,年年遣使朝貢。
太宗時是“天可汗”,到了開元年間,大唐的威望更是遠播萬里,連遠在西亞的大食國都派使者來通好。
各國的王子、貴族、留學生,擠破頭都想來長安,能在長安住上幾年,回去都能吹一輩子。
長安城更是成了全世界最繁華的都城。
一百零八坊星羅棋佈,朱雀大街寬得能跑幾十匹馬。
東市的書鋪、畫坊、教坊天天爆滿,教坊裡的琵琶聲、歌聲,隔著幾條街都能聽見;曲江池畔的雅集一場接一場,比貞觀時熱鬧十倍,才子們扎堆在這裡賦詩作畫,連尋常百姓都湊過去看熱鬧。
夜裡的長安也不再是宵禁時的冷清,坊裡的夜市燈火通明,賣胡餅的、賣茶湯的、耍雜耍的,熱鬧到半夜。
空氣中飄著酒香味、花香味、胡餅的芝麻香,混著琵琶聲、笑聲、吆喝聲,把盛世的煙火氣烘得足足的。
在這樣的全盛盛世裡,琅琊王氏也迎來了新的高峰。
先輩們雖然走了,可留下的家風、文脈,早就刻進了族人的骨血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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