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三晚上十一點，謝妍坐在出租屋的書桌前，檯燈的光線照亮了桌面上攤開的幾本舊筆記本和一沓泛黃的票據。
庭審結束了。法官沒有當庭宣判，宣佈擇日下達判決書。走出法庭的時候，陳律師對她說：“今天表現不錯。對方律師的幾個關鍵質詢，你都應對得很好。現在就看法官怎麼判了。”
但謝妍沒有把全部希望都押在法官的判決上。她有一種直覺——金湖不會因為一次庭審就善罷甘休。如果判決結果對他不利，他一定會上訴。而上訴就需要更多的證據，更硬的籌碼。
所以她決定做一件她早就該做的事——把那些年在金家留下的所有痕跡，全部系統地整理出來。
她從抽屜裡翻出一箇舊鞋盒，那是她從溫州帶過來的唯一一件“金家”的東西。鞋盒裡裝著她在那三年裡偷偷攢下的各種票據和記錄——銀行轉賬的回執、醫院的掛號單、藥店的購藥小票，甚至還有幾頁她從日記本上撕下來的紙張。
她把鞋盒裡的東西全部倒在桌上，然後開始分類整理。
第一類，是轉賬記錄。
她翻出一沓銀行流水單，從結婚後第一個月開始，一直持續到她離開金家的那個月。每一筆工資入賬之後，緊接著就是一筆相同金額的轉出——轉入陳美娟的賬戶。三十六個月，三十六筆轉賬，一筆不漏。
她當時沒有反抗，不是因為心甘情願，而是因為她知道反抗沒用。陳美娟會說：“你嫁到我們金家，就是金家的人。你的錢就是金家的錢。”金湖會說：“媽幫你存著，又不會亂花。”她信了，或者說，她強迫自己信了。
現在她把這些轉賬記錄一張一張地攤開，用熒光筆把每一筆轉出的金額標出來，然後拿計算器加了一遍。總數是三十一萬四千八百元。她的三年青春，在金家的標價是三十一萬四千八百元。
第二類，是醫療記錄。
她翻出幾張泛黃的病歷本和醫院掛號單。第一張，是她結婚半年後的一次急診記錄——急性腸胃炎，原因是吃了陳美娟做的隔夜剩菜。她當時上吐下瀉，陳美娟說“嬌氣，睡一覺就好了”，是金婷偷偷帶她去的醫院。
第二張，是她懷孕六個月的產檢記錄——上面寫著“孕婦體重偏低，建議加強營養”。那時候陳美娟嫌她花錢多，每天只給她吃兩頓飯，早餐是白粥鹹菜，晚餐是中午的剩菜。她不敢說，因為說了就會被罵“嘴饞”“不會過日子”。
第三張，是她離婚前三個月的一張門診病歷——診斷結果是“中度焦慮伴軀體化症狀”。醫生建議她接受心理治療，但她沒有去。不是因為不想去，而是因為她不敢讓陳美娟知道。如果陳美娟知道她去看心理醫生，一定會說她是“精神病”，然後更有理由控制她。
她看著那些病歷，手指輕輕撫過泛黃的紙頁。那些文字記錄的不僅僅是她的病史，更是她在金家那三年裡，一點一點被磨損的健康和尊嚴。
第三類，是日記。
她猶豫了一下，還是翻開了那幾頁從日記本上撕下來的紙。她在那三年裡斷斷續續地寫日記，但大部分都在寫完之後撕掉了——因為她怕陳美娟翻到。剩下的這幾頁，是她覺得無論如何都要留下來的。
她翻開第一頁，上面寫著：
“2024年3月12日。今天又被媽罵了，因為我忘了買醬油。她罵了整整一個小時，從‘沒用的東西’罵到‘掃把星’。金湖在旁邊看電視，從頭到尾沒有說一句話。我站在廚房裡，看著灶臺上的火苗，忽然想，如果我開啟煤氣，會怎麼樣？”
她翻到第二頁：
“2024年7月8日。今天媽讓我跪在地上擦地板，說地板上有灰。我跪了半個小時，膝蓋疼得站不起來。安安在房間裡哭，我想去抱她，媽說‘擦完再去’。我擦完地板去抱安安的時候，她已經哭累了，睡著了。我看著她的臉，對自己說：謝妍，你不能倒下。你倒下了，安安怎麼辦？”
她翻到第三頁：
“2025年1月20日。今天金湖喝醉了，打了我一巴掌。原因是我問他為什麼這麼晚才回來。他說我管太多。第二天他道歉了，說以後再也不會了。我相信了。我真是個傻子。”
她合上日記，閉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那些文字像一把把鈍刀，割在她早已結痂的傷口上。但她沒有哭。因為她知道，這些傷口已經不會再流血了。它們只是疤痕，提醒她曾經走過什麼樣的路。
凌晨兩點，謝妍終於把所有材料整理完畢。
她把轉賬記錄裝進一個透明的檔案袋，在封面上寫上“財務證據”；把病歷和掛號單裝進另一個檔案袋，寫上“醫療證據”；把日記影印件裝進第三個檔案袋，寫上“書面陳述”。三個檔案袋整整齊齊地碼在一起，像三塊磚頭，壘在她面前。
她靠在椅背上，看著那三摞檔案袋，心裡湧起一種奇異的感覺——不是憤怒，不是悲傷，而是一種如釋重負的平靜。這些證據，記錄了她在金家那三年裡失去的一切。但它們也證明了另一件事——她活下來了。她帶著這些傷痕，從那個深淵裡爬出來了。而且她再也不會回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