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總督江南、江北、浙江、山東、福建、湖廣的楊宜並不熟悉扶桑的國情，對之前扶桑外交往事瞭解甚少，只是希望能夠獲得扶桑的協助，來一同打擊橫行大明東南沿海諸省的倭寇。
但楊宜所派遣的使者鄭舜功並沒有達成預期的目的，不僅沒有見到‘扶桑國王’，甚至連擁有大明頒下扶桑國王金印的大內家家督都沒有見到。
其實，扶桑早在洪武四年十月就與大明有著官方聯絡（《明太祖實錄》），當時主導與大明進行外交、入貢、貿易等事務的是南朝坐鎮九州，且擔任徵西大將軍（徵夷大將軍）兼式部卿的懷良親王（後醍醐天皇八男）。
當時南朝所面臨的嚴峻政治、軍事形勢，使得懷良親王為了能夠繼續與九州、西國之中北朝一方勢力進行抗衡，不得不對大明的進行稱臣入貢，以換取大明的支援，進而挽回南朝的頹勢。
宋濂在《送無逸勤公出使還鄉省親序》中就說：“先是日本王統州六十有六，良懷（懷良）以其近屬竊據其九，都於太宰府。”
明太祖朱元璋也雲：“朕惟日本僻居海東，稽諸古典，立國亦有年矣。曏者國王良懷（懷良）奉表來貢，朕以為日本正君，所以遣使往答其意。”（《明太祖實錄》，洪武七年六月乙未）。
由此可見，對於南朝懷良親王的奉表入貢，洪武君臣並非十分滿意。其雖在形式上滿足了明朝“四夷賓服”的需求，但在實質上卻並未達到朱元璋意欲“深交”於扶桑的政治目的。因此，在與扶桑北朝方面尚未取得聯絡，及其正式奉表入貢之前，朱元璋雖然還是堅持賦予了懷良親王“扶桑國王”的正統性稱號，但也進一步強化了“表貢允合”的禮儀原則並多次對違禮者卻而不受。可以說，在懷良親王“扶桑國王”錯誤稱號的背後，也隱含了朱元璋對扶桑北朝申交入貢的期待。
隨著以斯波義將為首的重臣支援下，足利義持（足利義滿之子）便斷絕了與明朝的朝貢往來，導致倭寇襲擾大明沿海諸省是逐漸猖獗。
即便足利義持逝世以後，其弟足利義教幾經波折後嗣位徵夷大將軍，還恢復了與大明的勘合貿易，並派遣使臣道淵等“奉表貢馬，及鎧甲、盔刀等方物”（《明宣宗實錄》宣德八年五月甲寅），但依舊沒有有效遏制或減少倭寇對大明東南沿海諸省的襲擾。
應仁之亂後，足利將軍家對勘合貿易的控制力度大幅削弱。
加上經濟困窘的原因，足利將軍家退出了“公方船”的經營，轉而將“勘合符”進行轉賣，以收取勘合禮錢、謀求直接財源。此時足利將軍家已經不再充當勘合貿易的主體，一些實力雄厚的地方大名開始走向前臺。
其中，大內家控制了從瀨戶內海到大明的海路，京兆細川家則是控制了九州島南部赴明朝的海路。
嘉靖二年（扶桑大永三年，1523年）六月，大內家派謙道宗設（謙導宗設）任正史，持正德勘合赴明朝貢。同時，京兆細川家也派鸞岡瑞佐、宋素卿等人，持弘治勘合到達寧波。市舶司檢驗時發現勘合有新舊之分，宗設與鸞岡產生孰真孰假的爭執。
後宋素卿暗中行賄寧波市舶太監賴恩，不僅得以先進港驗貨，而且在安排宴飲席次時，又將鸞岡置於宗設之上。宗設憤憤不平，遂唆使手下攻殺鸞岡，隨後一路“縱火大掠，殺指揮劉錦、袁璡，蹂躪寧紹間，遂奪舡出海去”。這次“寧波爭貢”事件，對明朝與扶桑國交關係的演變，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
嘉靖六年（1527年）九月，嘉靖皇帝接受浙江巡按御史楊彝的建議，對扶桑入貢要按照舊例嚴格管理，“入貢以十年為期，徒眾不得過百人，貢舡不得過三隻，亦不許以兵仗自隨······今後遣使入貢，務遵定例，如違，定行阻回”。
這是大明朝廷首次以主動強硬的姿態，對扶桑提出了“絕貢”的警告，並採取了一定必要措施，也表明大明朝官方“扶桑觀”的漸趨惡化。不過，明廷此舉的目的並不是要像洪武時期那樣“絕而不與之交”，而是要求扶桑遵守“以小事大”規範和表現出“敬慎”的姿態。
也正是因為勘合貿易規模的急劇縮水，以及入貢間隔時間的延長，使得大內家的財政收入受到了極大的打擊。
再加上，大內家治下領國的不斷縮水，以及在與朝鮮方面貿易份額還被上杉家搶佔，使得大內家本就窘迫的財政狀況愈發的雪上加霜。
大內義長為了能夠換取上杉家的支援，來與毛利家進行持續的抗爭，不得不將大內家長期珍藏著的扶桑國王金印轉贈給上杉清定。
為避免使者被毛利家截獲，大內義長便以治下領國的天主教醫師內田托馬（內田托馬斯，山口首個皈依天主教之人）作為使者，讓其攜帶扶桑國王金印，以及自己的求援信渡海北上至上杉家治下的于山國見島，正式向上杉家請求支援。
從此刻起，失去扶桑國王金印的大內家再也不能以‘山口都督’的名號與大明、朝鮮進行外交、貿易了。
而大明這邊，代替楊宜擔任總督的是由趙文華推薦安徽省出身的浙江巡撫胡宗憲。
胡宗憲是被後人評論為“多權術，喜功名”的人物，早從擔任巡撫的時候起就抱有平定倭寇的計策。此時，他不僅總督浙江、南直隸和福建等處的兵務，還可以調遣江南、江北、浙江等省的重兵。
與楊宜派鄭舜功出使扶桑一樣，胡宗憲也派遣部下蔣洲和陳可願至扶桑，偵察扶桑國內情況，同時想方設法說服以王直為首的主要倭寇頭目歸降。因大明外交正式文書上都記為“諭扶桑國王”，所以表面上的第一個目的，是仿照明太祖洪武帝以來的傳統與足利將軍家進行交涉，令其禁止倭寇。
蔣洲似乎是與遊俠之徒一起遊手好閒地度過了青年時代，但他具有才氣與智勇，被譽為“縱橫之士”或“辯士”，是能說善辯的人物。蔣洲因萬表的推薦得以與胡宗憲相見，又因向胡宗憲獻上應去日本說服王直歸降的方策，而被推薦為提舉，擔任去日本的正使。陳可願定為副使。
蔣洲與陳可願於嘉靖三十四年（扶桑弘治元年）九月出發，十一月到達北九州肥前的五島。蔣洲等在這裡遇到王直的養子王滶（毛海峰、毛烈），隨後又得以與王直會見。
蔣洲、陳可願等人便向王直說明胡宗憲與王直是同鄉，王直的妻子在故國曾被關進監獄，胡宗憲把她從獄中救了出來，給予優待，以激起王直的望鄉之情；還說明如果王直歸國受降，就放寬海禁，允許開市貿易，不再問罪，以利誘之。
王直信以為真，大為喜悅，決定接受胡宗憲的要求，首先讓王滶與陳可願先行一步回國。王滶與陳可願一行於嘉靖三十五年（扶桑弘治二年）四月回到大明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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