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在扶桑近畿諸國、四國打得如火如荼之際，明世宗朱厚熜最終還是決定恢復與扶桑的勘合貿易，並命遼東都司下轄水師協助扶桑討伐倭寇。
之所以朱厚熜會選擇恢復因寧波爭貢而中斷的勘合貿易，是因為眼下的大明已然出現了嚴重的財政危機。
其實，大明的財政危機從自嘉靖初期就已經開始，戶部尚書梁材就曾說嘉靖七年太倉銀庫（太倉銀，是明代戶部直屬的核心國庫存銀）所入，只有一百三十萬兩，但開支卻高達二百四十一萬兩。
到了嘉靖中後期，財政入不敷出已經成為常態，甚至出現太倉支出是收入數倍的情況。而這種危機的發生的原因是多樣的，首當其衝的便是大肆營建。
據《明史講義》記載：“明開國以來節儉愛養，藏富於民之意，久而不渝。至憲宗晚年漸不如昔，及武宗則不知祖訓為何物。”
只是，這個朱厚熜比“不知祖訓為何物”的明武宗朱厚照更加鋪張浪費，勞民傷財。
據《明史·食貨志》記載：“世宗營建最繁，(嘉靖)十五年以前，名為汰省，而經費已六七百萬。其後增十數倍，齋宮、秘殿並時而興。工場二三十處，役匠數萬人，軍稱之，歲費二三百萬。其時宗廟、萬壽宮災，帝不之省，營繕益急，經費不敷，乃令臣民獻助；獻助不已，復行開納。勞民耗財，視武宗過之。”
作為篤通道教的皇帝，朱厚熜在修道觀、辦齋醮等宗教活動上耗費巨量錢財。
紫禁城自成祖朱棣主持修建以來，是燒了修，修了燒。從建成到明末二百三十年間，發生過四十七起火災，平均五年就得燒一次。
木質結構的房子本身就不牢靠，加上建築體量龐大，一旦起火，損失驚人。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紫禁城再次失火，包括前三殿、奉天門、文武樓、午門全部被焚燬。
這一把大火把朱厚熜嚇得不輕，連著齋戒五日，以祈福免災。
午門相當於宮城的大門，朱厚熜下了旨意，讓先撥了三十萬兩白銀給工部用作重建經費。等所有重建專案竣工，已經是六年之後了，僅採木一項就耗費九百三十萬兩（部分支出是實物）。
而嘉靖時期，朝廷一年的財政收入最高僅一千五百萬兩，平時多維持在一千萬兩。
可以說，朱厚熜在位期間大興土木，遠超前朝。
不僅如此，大明的邊防費用也是不斷增加。
在嘉靖二十八年以前，每年支出最多不過二百萬，而最少時僅七八十萬。
在庚戌之變後，大明的整體軍事開支急速增長。
至嘉靖三十四年、嘉靖三十五年宣大告急，一切募軍、賑恤等費都靠內帑支取。
嘉靖三十年所發京邊歲用之數至五百九十五萬，嘉靖三十一年五百三十一萬，嘉靖三十二年五百七十三萬，嘉靖三十三年四百五十五萬，嘉靖三十四年四百二十九萬，嘉靖三十五年三百八十六萬，嘉靖三十六年三百零二萬······
這就導致大明朝廷不得不想盡一切辦法來增加收入。
而且，大明四方有事，有司往往為地方奏請減免。例如：浙江倭寇猖獗，四川、貴州要採大木，山西、陝西的宣大戰事緊張??????
朱厚熜常常在半夜時分遞出一張紙，上面寫著徵取內容，大多是給內庭的賞賜、經營齋殿的費用等等，對於皇帝的要求，沒有任何人敢延遲半刻。
在朝廷缺錢的情況下，一些關鍵職位也被拿來售賣——嘉靖四十一年十一月，戶部因為邊費不足，提出開納。郡邑弟子員及俊秀子弟願入國子監者；國子監學生想要在兩京以及願意到諸王府為官者；光祿寺廚役及樂舞生、引禮舍人、禮生願補典膳、典寶等官者；軍民願納在京七十二衛所試署武職及遙授虛銜者；陰陽生、醫生、僧道各欲為官者；吏典參撥者升參、改參、免外歷、免考試冠帶者等等，這些只要交錢就可以完成。
當然，朝廷收稅也是有成本的，可不是皇帝下一道旨意，馬上就有源源不斷的白銀或實物流進國庫。
據《明史》記載：“民間所出，十不得一入於官。“
簡而言之，老百姓交了十兩稅，最終進入國庫的可能只有一兩，剩下的九兩可以算作是稅收成本了。
稅收成本主要包括人力成本、運輸成本、管理成本、貪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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