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溪周鳳的《善鄰國寶記》中保留了建文帝回覆扶桑的詔書：“茲爾扶桑國王源道義，心存王室，懷愛君之誠，逾越波濤，遣使來朝······”
在靖難之役愈演愈烈的背景下，焦頭爛額的建文皇帝早已無暇弄清這個源道義“准三后”的來頭，徑直稱呼其為“扶桑國王”。
其實，從隋朝時期開始，扶桑最高統治者就自稱“天皇”，但是七八百年來，天朝之人一直不知道扶桑有一個“天皇”存在。
天朝方面也不知道足利義滿雖然掌握扶桑一國的實權，但只是從一位左大臣兼徵夷大將軍、藏人所別當，所以才自稱“准三后”這樣的榮譽頭銜。
投石問路成功後，足利義滿迅速準備了更為正式的朝貢使團，攜帶大批貢品，於應永十年（1403年）再度前往大明。
不過，扶桑使臣身上帶著的國書不是一份而是兩份。原來此時靖難之役已經發展到最激烈的階段，建文皇帝這邊已經是朝不保夕，因此扶桑的國書，一份是給建文皇帝的，一份是給燕王朱棣的。
吉田兼敦還在日記中寫道：“異朝之事，眾說紛紜。去年冬以來有大變故，傳聞帝之叔父得勝即位云云，然未知真偽，故今次所發御書備以兩封。”也就是說，為了應對大明國內的局勢變動，堅中圭密等人在出發前準備了兩份不同的表文。扶桑方面算定，不論是誰獲勝，他們的使節團隊都會受到歡迎。
果不其然，扶桑使團在抵達大明境內後，燕王朱棣已經登上了皇帝寶座，建文皇帝也不知所蹤。扶桑使臣就呈上了早已經準備好的文辭華麗的祝賀朱棣稱帝的國書：
臣聞太陽昇天，無幽不燭，時雨沾地，無物不滋。矧大聖人明並曜英，恩均天澤，萬方向化，四海歸仁。欽惟大明皇帝陛下，紹堯聖神，邁湯智勇，戡定弊亂，甚於建瓴，整頓乾坤，易於返掌。啟中興之洪業，當太平之昌期。雖垂旒深居北闕之尊，而皇威遠暢東濱之外。是以謹使僧圭密、梵雲、明空，通事徐本元，仰觀清光，伏獻方物生馬二十匹、硫磺一萬斤、馬腦（瑪瑙）大小三十二塊計二百斤、金屏風三副、槍一千柄、大刀一百把、鎧一領、匣硯一面並匣、扇一百把。為此謹具表聞。扶桑國王臣源。
這道國書更為合規，更為“虔誠”，而且頭銜也不再用“准三后”，而是大明要求的“扶桑國王”。
剛剛篡位成功的朱棣此時正為自己的合法性焦慮，接到這道國書不禁大喜過望。
海外國家此時來朝，對於朱棣來說實在是太及時了，更何況這個國家還是在自己父皇時期拒不進貢的扶桑。此事就能證明他的感召力超越了父皇。
因此，朱棣在詔書中熱情地表揚扶桑“朕登大寶，即來朝貢，歸向之速，有足褒嘉”。
這位永樂皇帝不僅賜給足利義滿一顆龜紐的“扶桑國王”金印，後來還一次性慷慨地賜予這位“扶桑國王”銅錢一千五百萬，另賜“王妃（足利義滿繼室日野康子）”銅錢五百萬，以及通好所必需的勘合（分寫“扶”、“桑”兩字以備與底簿核對的證明書）。
對扶桑人提出的加入大明朝貢貿易體系的要求，朱棣也是一口答應——“詔扶桑十年一貢”，每次兩條船，二百人。因為扶桑人說他們缺少大船，特別賞賜他們兩條，“賜以二舟，為入貢用”。
扶桑由此興高采烈地加入了大明的朝貢國隊伍。
自南北朝以來，時隔九百餘年，扶桑再次成為中華朝貢體制中的一員。
就這樣，足利義滿得到了“扶桑國王”的封號，大明皇帝將“源道義”看作中華皇帝的外臣，並承認其為外交物件。足利義滿也對大明皇帝稱“臣”，天皇則不在討論範圍內，與大明皇帝保持官方外交關係的僅限於“扶桑國王源道義”。
過去，倭王曾接受冊封，在律令國家建立後，天皇則成為對天朝關係的主體。而足利義滿作為“扶桑國王源道義”，重建了這種關係，在這種局面下，相當於取代了天皇。
據說足利義滿在北山第親自迎接大明使者，態度極其鄭重，還跪拜接受了詔書。
此後，基於這種宗主和外臣的關係，足利義滿分別於應永十一年（永樂二年，1404年）、應永十二年（永樂三年，1405年）、應永十三年（永樂四年，1406年）、應永十四年（永樂五年，1407年）、應永十五年（永樂六年，1408年）都向大明派遣使船、獻出捕獲倭寇，大明皇帝則要求扶桑加大取締倭寇力度，並回賜銅錢。
當然，足利義滿對大明冊封的“扶桑國王”號也並未在扶桑國內使用過。
對於足利義滿來說，他並不認為自己向大明稱臣是扶桑的恥辱。因為他不是天皇，只是天皇駕下的徵夷大將軍。扶桑的大將軍被大明封為“王”，又有什麼不妥呢？
扶桑後世的歷史學家說：“彼國以吾國將相為王，蓋推尊之義，不必厭之”（《善鄰國寶記》）。
得益於扶桑與大明恢復勘合貿易的緣故，足利義滿透過與大明的官方貿易，獲得了不少來自大明的書畫，還在書畫上蓋有自己的藏印——“天山”、“道有”，以及第六代室町殿足利義教的鑑藏印—“雜華室印”。
其中，比較著名的有畫僧牧溪《觀音猿鶴圖》《瀟湘八景圖》、宋徽宗《桃鳩圖》、南宋畫院畫家梁楷《六祖裁竹圖》《雪景山水圖》、馬麟《梅花小禽圖》和南宋四大家之一夏珪的《風雨山水圖》。
足利將軍家的藏品數量在足利義滿至足利義政掌權時期不斷進行擴充，後世將其稱為“東山御物”（得名於足利義政宅邸“東山山莊”），堪稱近代以前扶桑收藏天朝藝術品的最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