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竟，扶桑全境眼下尚未被上杉家靜謐，九州、西國、四國之中仍有大友家、毛利家、三好家、河野家等大名為首，支援偽朝的反上杉家一方勢力存在。
在大明使團抵達小田原城外之前，上杉景信、八條房繁、八條能重、宇佐美定滿、長野業正等人就不約而同地認為，若是上杉家過早向大明臣從，一旦藩屬名分定下，就會處處受制於人，尤其是政令、歲貢、兵戈等大事極有可能會受大明朝廷的掣肘。
但清定卻不以為然，他深知眼下看似無敵的大明是正能量不再生，負能量不斷再生。
別看嘉靖皇帝朱厚熜智力超群、精於權謀，以一人之力玩轉帝國中樞，但其幾乎全部的統治智慧都用於維護個人權威而非治國安邦。他不僅揮霍了國家財政、滋生了政治內耗、封鎖了對外貿易，還親手開啟一個長達百年的衰亡序章。所謂“明之亡，非亡於崇禎，而亡於天啟，實亡於萬曆，始亡於嘉靖”，嘉靖就是源頭。
此時的大明財政是入不敷出，不僅需要面對心腹大患蒙古，哈達部、葉赫部、建州三衛等女真諸部也開始內部積蓄力量，成為大明的潛在隱患。就連大明西南方向的緬甸東籲也開始崛起，並開啟統一擴張之路。
東籲王朝的軍力強勁，配備了不少佛郎機火器，先後征服緬甸各部，隨後北上蠶食三宣六慰。
明成祖朱棣曾設定三宣六慰九大土司宣慰司，涵蓋後世的緬甸、寮國、泰國、印度、寮國等國，土司持明朝“金字紅牌”，名義臣服、自治納貢，屬於大明外圍羈縻疆土。
三宣為南甸宣撫司、幹崖宣撫司、隴川宣撫司；六慰為車裡宣慰司、木邦宣慰司、孟養宣慰司、緬甸宣慰司、八百大甸宣慰司、寮國宣慰司。
面對東籲侵軼鄰境，攻圍土司，滇西震動。等到萬曆皇帝朱翊鈞在位時期，大明才開始對東籲發起大規模自衛反擊，命劉鋌、鄧子龍等將先後出兵反擊，史稱明緬戰爭。但最終大明只能阻敵於雲南三大宣撫司之外，中南半島上的六大宣慰司再沒有收復之日。
清定素來是個務實主義者，只要能夠達成目的，他並不在於前期多一些額外的投入，更不在乎面子上的事情。只要上杉家能夠與大明之間重開勘合貿易，以及得到大明水師的策應剿滅倭寇，那麼自己向大明使臣低頭跪拜也不是不能接受。
就算陳可願只是一個正七品的禮科給事中，比之前出使扶桑的從五品市舶司提舉蔣洲官位還要低，但清定給予的禮遇和排場卻是天壤之別。
因為，陳可願是代表大明朝廷出使扶桑，而蔣洲是代表大明封疆大吏胡宗憲出使扶桑，這分量就不能同日而語了。
事實上，在朝貢體系之中，“人臣無外交”只是一個大的原則。
如果各藩屬國能嚴格遵守固然好，但事貴從權，世界之大，各藩屬政權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天朝在事實上不可能完全禁絕他們的直接交往。因此只要不危及天朝的利益，天朝方面通常也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比如明成祖朱棣時期，暹羅遣使琉球，被大明發現，明成祖卻說：“暹國與琉球修好，是番邦美事。”
而上杉家代表扶桑，與朝鮮之間私下恢復了牙符貿易其實也是獲得了大明方面的默許。
朝鮮和扶桑兩國畢竟是鄰國，長期互不交往，彼此猜忌，都擔心對方威脅自己的安全，何況兩國間更有貿易和漂流人口等實際問題必須解決。以前扶桑沒有進入天朝朝貢圈，是一個“蠻夷國家”，不方便來往。現在扶桑進入了“文明世界”，雙方有了共同的宗主，有了共同的文明座標，有了交往的前提。兩國相互派遣通訊使出訪，目的是溝通訊息，處理一些重要的外交問題。
女真與大明接壤，有什麼訊息容易走漏給大明。朝鮮和扶桑在海上往來，只要雙方都注意保密，就可以確保不為明朝所知。
因此朝鮮定下了“事大交鄰”的外交方針，即事天朝以“大”，交扶桑為“鄰”，盡力與這個鄰居建立和平友好的關係，以保證國家安全。
只是，足利將軍家在開幕後對五畿七道的大名、國人領主們控制力相當有限，很多大名、國人領主對足利將軍家是陽奉陰違。因此西國、九州的部分大名、國人領主，甚至是海賊，為了追逐利益，都直接與朝鮮展開交往，紛紛派出自己的使節前往朝鮮朝廷，其中甚至出現了僅持一刀到朝鮮要求貿易之人。
朝鮮也樂於用經濟利益吸引這些人前來“朝貢”，“國王使及諸酋使來則接待”。
在《朝鮮實錄》的記載中，扶桑使者‘來朝’獻上物品，朝鮮則饋贈於更為豐厚的物品以示‘上國’風度，朝鮮王朝一直為建立以自己為中心的小華夷秩序而極力經營。
因此在與足利將軍家以平等方式交往的同時，朝鮮又以朝貢模式來處理與扶桑各地豪族和領主的關係。
朝鮮太祖李成桂就對主動臣服的倭寇給予豐厚的物質賞賜，甚至賜予官爵名位，這一策略取得了很大成效，不僅使許多倭寇轉變為商人，還吸引了大批的扶桑人來朝進行貿易。
據朝鮮《太祖實錄》記載，這些來朝的扶桑人多向朝鮮‘稱臣奉書獻禮物’，透過‘厚往薄來’換取扶桑方面的‘來朝’、‘進獻’，這一策略已初步顯示出朝鮮王朝對扶桑的極強文化優越感，以及自我中心意識的形成。
一些扶桑領主獲得了朝鮮委任的官職，被朝鮮稱為“受職倭人”。用後世的話來說，這實際上就是雙重效忠——既效忠於扶桑領主並透過領主間接效忠於足利將軍家，又同時效忠於朝鮮國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