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聽不懂這些，”格林伯格教授笑著打斷本托夫教授，擺了擺手，說，“我用最簡單的話來說，就是你的‘念頭’的產生，並非是瞬間產生的，而是有時滯的。
存在這種時間滯後性的原因是，當你接受到一個外在的資訊訊號時，右腦會用量子坍縮的方式‘畫’出一個解決方案，左腦會用邏輯的方式推演出一個方案。
左腦和右腦必須商量一下，達成共識，才能把方案輸出。
這個‘商量’的過程，會花費額外的時間。”
“你們所處的人類發展階段，是左腦意識佔據主導的歷史階段。”約翰·迪佩爾先生說，“並非一直都是這樣的。
早在約3500年前，人類一直是右腦意識佔據主導。
有一個非常有趣的歷史現象是，在3500年前的古籍中，比如《荷馬史詩》、《山海經》或《摩訶婆羅多》的記載中，人類並沒有‘念頭’，只有‘神諭’。
古希臘的英雄並不會由於‘發自內心的憤怒’來戰鬥，而是因為‘聽到神的指示’，於是戰鬥；
古猶太人也不會由於‘想清楚了要離開埃及’而離開埃及，而是因為‘聽到天使的召喚’，於是離開埃及。
那時候的人類沒有‘自我獨白式的內心對話’，但各個都能‘與神對話’。
過去的學者們普遍把這種情形視為古人浪漫主義的表述，然而，考古學發現，大概在3500年前到2500年前的歷史階段，全球人類的大腦發生了一個飛躍式的變遷。
在那之前的階段，主導人類行為的，是人類的右腦，也即是人類的直覺而非邏輯。
這是非常合理的——在以漁獵為生的原始社會，人類沒有時間空談什麼方法、策略、主義、資料或道路，憑直覺本能‘幹就完了’，‘俺尋思著差不多’幹起來就行。
但在約3500年前，人類生產力得到巨大發展，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一項重要的發明誕生了。
你們猜是什麼？”
“書寫。”柳輕颺搶答道。
“說得太對了。”格林伯格教授衝她豎起大指，接著講述道，
“隨著人類農業、航海、建築和手工業的發展，產生了勞動分工和技藝傳承，進而發明了文字。
書寫的誕生，意味著一個重要的轉折——粗糙的直覺無法傳遞給子孫，精準書寫的文字和語言才是智慧的傳遞。
在那個歷史時期，憑直覺‘俺尋思差不多’的做法漸漸讓位給精準的文字和語言表述，而這正是右腦思維漸漸讓位給左腦思維的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表現——神漸死，人漸生。
古希臘的諸神神諭漸漸讓位給廣場上討論哲學的學者，古印度的諸神也漸漸讓位給追求個人修行的佛陀和耆那大雄；
在東方也發生了‘絕地天通’這種大事，周禮和諸子百家學說取代了對天神的盲目祭拜。
從這歷史階段開始，人類漸漸無法再聽到右腦發出的‘神諭’，逐漸演變成為專門依賴左腦推演出的邏輯結論。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來描述這種情形——腦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