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有些背叛儒家了。當然，君王的選擇無法說是背叛，可漢人儒士們還是有這種感覺，甚至心生委屈。
沒有我們，誰幫你治國呢？鮮卑車馬客，治國還是要用他們這群讀書人！
高殷大抵猜得到他們的想法，因此忍不住在心中冷笑。
儒家的確是很好用的工具，但也只是工具。作為統治之人，他要考慮的不僅是眼下，還是將來、是千秋萬代。
儒家的治國理念在維繫社會秩序和道德教化方面的確出彩，但相對的，人治色彩過重，法治精神不足。
《論語》中言：“其身正，不令而行”，看似十分美好，但卻很難保證歷代統治者都有這般美好的品德，而不被束縛的君王總是會濫用權力，在儒家思想下卻無法進行有效制衡，可以說利用了君王人性的貪婪，又被人性的軟弱所束縛。
且君臣父子的差序格局容易固化社會等級、壓抑社會活力，泛道德化的傾向阻礙專業治理、甚至搞出“治下無訟”的觀點並推行千年，對經濟和技術的發展也不夠重視……
既有好的地方，也有壞的地方，總體而言，是犧牲未來的上限而確保眼下的根基，這不能說不對，但不會塑造出高殷理想中橫跨諸洲、影響深遠、哪怕滅亡了都能留下無數典範啟蒙來民思想的偉大王朝。
就以訴訟為例，人和人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有時候必須分出一個高下勝負，一味的搞無訟，實際上是壓制了矛盾，讓他們的怨氣無法伸張，從而向其他地方轉移，最終還是會反饋到建立秩序的朝廷公署身上。
或許可以壓制五十年、一百年，但一百五十年就是極限了，所以中國王朝才會有三百年魔咒，沒有一個解決民眾怨氣的途徑，讓他們把戾氣發洩出來，只不過是將矛盾養大、擊鼓傳花，等到哪個倒黴蛋接手就會徹底爆炸。
所以優秀的統治者總會選擇不用純儒，而是加以增刪添補，比如外儒內法，儒家負責的是哲學類的專案，如“王道”、“仁政”，為國家提供終極理想與合法性；法家則提供現實手段，“耕戰”、“戶籍”、“保甲連坐”，以及歷代一直在建設的律法，這些作為政權的管理體系保持帝國自上而下的治理，直到它們崩潰，帝國才會迎來滅亡的旋律。
所以漢宣帝才會叱責太子：“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
從高殷來到這個世界之前，他就已經是這種理念了，只是儒生們被此前的太子高殷所欺騙，以為至尊到目前的種種轉變，都是受先帝各方面的影響和作為君王的雄才大略，在此之外，至尊還不斷地進行儒學和教化活動，一旦轉移到儒生群體的內部探討，至尊就會重新恢復成以往的儒生姿態。
然而這就是高殷接下來要說的話題。
“既如此，至尊納高句麗王女入後宮，於禮亦宜；只是此事當先稟明太后，使知之。”
魏長賢向高殷提出建議，根據孝道邏輯，這也合情合理，高殷微微頜首：“這是自然。”
就魏長賢個人而言，他其實不抗拒高殷的選擇，如果可以選，他也想多納幾個妾；但高殷的行動往往舉一反三，總是帶著一些什麼，等到他們後來察覺就已經晚了，而此時就已經感覺到至尊對如今的禮治思想不太滿意，總有要行動的跡象：
設定一個文林館也就罷了，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說明至尊崇文重儒；但接著的天工閣、農豐廬、格物軒就有些不同尋常，讓儒生們嗅到了諸子百家的味道，產生些許危機意識。
且至尊對佛教也極為尊崇，雖然這是北朝皇帝的常態，嚴格來說也只是個人喜好，但熟悉高殷的臣子們卻能從中感受到至尊對佛教並不是發自內心的熱衷，更像是合作或利用的態度。
那無理由地推崇佛教，除了給自身鍍金之外，是不是還有一些奇思妙想在等著他們呢？
不好說，但想起晉陽大清洗和韋孝寬的現狀，儒生們就忍不住打了個冷噤，那一絲絲受到滿腹學問所鼓動起來的勇氣也涼了半截。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至尊在受到挑釁的時候有多極端，一想到那份怒氣會回饋到自己身上，儒生們就提不起勇氣。
這種性格很好地代言了他們安身立命的學問的本質。
高殷對此很清楚，甚至沒有人比他更懂這些人了，不然滿清何以統治二百年？
“太后與太皇太后生前都崇佛，聽說太皇太后逝前寢疾，衣忽自舉，用巫媼言改姓石氏？”
高殷無奈道：“崇佛到最後，仍是求巫覡之言，可見佛學能安撫人心，卻終不能自救。”
這話像是在貶低佛學，但實際上是在貶低婁昭君，暗指婁昭君心不誠，故佛祖不救，只是他不能明說，所以講得委婉，大部分朝臣都能聽得懂。
對於內宮的事情，朝臣也不甚清楚，只能聽取流傳出來的隻言片語，而這後宮多為內廷官員，也就是至尊所掌控，自然是高殷說什麼他們就信什麼，因此也沒有臣子出來指責婁昭君死前的昏聵舉動，卻屢屢加以勸慰，甚至隱約指責高殷不在朝中，才讓太皇太后老無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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