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的袞袞諸公確實有些賤骨頭，還是多嚇嚇得好，免得他們居安不思危，吃得滿嘴流油，讓各地百姓瘦骨嶙峋，最後集合起來找他這個皇帝算賬。
其實這也是鄴都士人開始發力，對他這個漢儒皇帝的投資。雖然高殷已經表現出不是傳統意義上垂拱而治的純儒模樣了，但到底還是孝文帝以降、目前各國中表現得最出色的皇帝之一，跟著他混很可能蹭到一個大一統新朝的開國鼎位。
儒生們可以不計較資財得失，這在儒學體系中是被放在末位的，雖然個人的想法不一定如此；但生前身後名絕對是最重要的，可以流芳百世，為此努力絕對不會吃虧，對明主賢臣勵精圖治共榮江山的美好幻想激發了他們的渴望，使得他們在這個不受限制的舞臺大大活躍。
至尊的確打落了楊遵彥，殺了不少勳貴，但反過來說，這也體現了至尊不獨以家世和舊勳用人的一面，只要能對齊國的霸業有所幫助，他就不吝重用和厚待，無論是文林館、天策府還是天龍三河軍，都體現了這種難得的階級流通性，使得大量二線世家和官員們都摩拳擦掌，希望能在君王跟前搏一個好印象。
而讓高殷和高洋劃分開區別、使人們認為乾明的舉措是可以接受的改革而不是暴政的原因，則在於乾明改革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從乾明二年開始，光是春季一個季度的收入就達到了四百萬石，這不是農業的收入，因為齊國乃至整個北方的農業普遍是一年一熟，也有這個時候氣溫下降不利於植物生長的原因，南方倒是可以做到一年二熟，嶺南部分地區甚至可以一年三熟，也是陳霸先的嶺南集團可以崛起的部分因素。
因此糧食稅的徵收時節往往在秋收以後，一般在九月至十一月，此時秋收結束，百姓也有餘力繳納，朝廷往往會在夏秋間啟動年度核算與催徵，具體的實物入庫和轉運則在秋末至初冬，這時候農事活動基本停止，也便於大規模運輸，運往中央的墾租開始調運至京城，各地州郡倉庫也會完成義租的清點儲備。
而春季的收入則往往來源於各地的桑蠶稅，也就是“棉”、“絲”、“絮”這一塊。根據制度，每年春天各州縣需普查桑蠶生產情況，刺史甚至會親自到田頭驗收，這些普查結果直接關係到秋季“調”的徵收數量，為後續徵稅提供了依據，從根源上保障了國家財源。
同時還有稅關市舟車、山澤、鹽鐵、店肆等商業活動稅，也是在春夏之間開徵的，這不僅是適合人類活動的氣候舒適期，部分產業也是在這時候才開始進行，而其中的鹽鐵、酒榷是高殷初登基時經濟改革的重頭戲，符合國家需要和時代發展的政策在此時也迎來了豐沃的收穫。
絹帛入庫，經過官府的折算與售賣，同時部分流入市場或達官貴人的府中，便能轉化為高達二百多萬石的財政收入。
鹽池受朝廷壟斷，且不受季節限制，便使得鹽利甚厚，官府壟斷煮鹽、出售銷售權來獲得更高利潤，並透過控制鐵礦冶煉、對鐵器交易徵稅以及官府成立酒會，與酒戶定契，均定每斛酒價，唯官營酒樓可售賣，三項加在一起，也達到了一百一十萬的收入。
還有南來北往的商隊透過關卡所繳納的關津稅，以及在固定的店鋪裡做買賣，官府則根據店鋪的規模等級徵收營業所需的邸舍稅，零零總總加在一起，也有個七八十萬，合計四百餘萬。
此外，還有一個公廨本錢的收入。
公廨本錢是剛登基時，高殷為了收買人心而進行的改革，簡單來說就是設立一個公廨部門，典史從皇帝手中拿錢分給各部，讓各部去放貸，不管他們如何放的，最後都要收回本錢和一成利息，而各部門就自己開動腦筋了，想法子怎麼搞創收了。
高殷自己在裡面所得並不多，而且高洋也沒有給他留下一個豐厚的產業，乾明元年正月那會兒，能拿出一億錢都夠嗆了，一億錢是二十萬石粟，而當時朝廷的國庫也不到百萬石，他還有各項事務要開展，不可能拿出太多錢來操辦這件事，最終也只拿出了三千萬錢。
這毫無疑問是加劇了天保末年的經濟困難，但當時的高殷也無可奈何，畢竟他沒有足夠的威望和資本收買更多朝臣來對抗婁氏，只能把包袱往下丟，以此來實現短時間的地位鞏固。
歷史上的公廨本錢也是在南北朝時期開始的，到唐朝發展強盛，在稅收不足以支撐龐大官僚體系時，朝廷透過撥付本錢經營生息，獲取的利息用以充作官員俸料和辦公雜費，得以渡過帝國建立統治初期的經濟困難；
雖然最終也會使得百姓的負擔加劇，但由此保障了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使得朝廷能夠提供給臣民秩序和保障，這總比亂糟糟的割據和經濟導致政治混亂要好得多，屬實是“兩權相害取其輕”的做法。
然而它的本質就是高利貸，最終總要有人因此家破人亡，高殷知曉，但也只能權且忍讓，也許是作為現代人，為數不多的良心因此作祟，讓高殷放不開手在這方面賺大錢，拿出的本金也就小得多，造成的損害也小得多。
而這兩年下來，高殷已經坐穩了位子，又透過經濟改革為朝廷帶來了足夠的財政收入，這公廨本錢的經濟屬性就不夠看了，按理來說，高殷便可以叫停公廨制度，避免繼續迫害。
但作為一項存活到唐朝，乃至發揚光大的政策，公廨本錢的確有其可取之處。
對分攤到的某些部門來說，它可以合理合法地進行放貸，並吸引商人入仕，能大大擴充部門財力和人脈，自己的腰包也能裝得鼓鼓囊囊的，從而使得部門運轉順暢，繼而對實行這項政策的至尊充滿感激，而這正是高殷所需要的；
同時，公廨典史主管相關事宜，而每個有分攤的衙署則又有捉錢令史，他們便能透過公廨錢進入到各衙署的部門經濟中，表面是為衙署創收，實則有權力抽查複核部內賬務，深入到各部門中，某種意義上已經是一個負責經濟滲透與財政監察的審計部門了。
公廨本錢將利益與監察綁在一起，雖然仍十分粗糙，但繼續培育下去，能夠在未來成為高殷和後世齊帝探聽各方衙署動向的情報網路，畢竟能讓百官主動暴露財政秘密的，除了開戰前的物資清點，便是利用公器賺取利益時的鬆懈。
如此一來，高殷不必另設耳目，他只需要握住本錢的源頭，便能透過錢的流向大致掌握各部財政的虛實、官員的貪廉，繼而掌握主要部門的經濟動向，延伸到齊國上下官商勾結的隱秘網路中。
即便有衙署之人對捉錢令史等有所提防，但令史的背後可是他這位皇帝，只要略作請示，就有足夠的許可權進行大調查，統籌了各方情報的高殷作為樞紐，再命令不良人從其他方面進行滲透，總能發現或發明一個至尊需要的結果。
這條路線又與不良人所統帥的政治特務隊伍區分開來，形成後世審計署的雛形，不至於再養出一個龐大的令人聞風喪膽的特務部門，而又能透過經濟走向把握朝臣的舉動。
雖然這不可避免地會捨棄掉一些受到迫害的商人和百姓，但只要讓自己對國家的掌控更加凝練，從而阻止未來更多人遭受貪官汙吏們的迫害，那麼在高殷看來，便是值得的。
。中福幸的知無在活人多更使，人的更死山大讓，價代的小最以是只，的做能他，上人個某在山大變會總，沙粒一的起掀他，的忍殘不是麼什有沒，置位個這他可，忍殘然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