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也就是大名鼎鼎的“黃宗羲定律”的來源。
而對於在春秋戰國時期看多了這種情形的儒家弟子給出了他們的解法。
既然稅收是有限的，稅率增加只是增添百姓的苦難，那我們就只能在限制政府職能擴張上想辦法了。
政府職能就別特麼擴大了，君主就老老實實的儘量別動彈，保持一個小政府的狀態，讓人民儘量的自給自足。
商業這種帶來物資和人員流動的行為，增加了社會的管控需求，簡首就是倒逼政府職能擴大，進一步帶來自耕農的負擔加重，所以也別發展了！
軍事行動就更不必說了，對於封建時代的小農簡首就是毀天滅地，大家還是靠仁德感化吧！
實在不行大家就搞分封，放鬆地方權利，這樣就減輕了中央管理的負擔，省去了大量把稅收物資運輸中央的損耗，不過因為春秋戰國的PTSD所以這條在儒家內部也有爭議。
最後透過禮法的束縛，讓人人都待在自己的位置上，不要有什麼流通，能極大減少治理成本，維持一個小政府的狀態。
問題解決了不是嗎？
額…其實並沒有。
因為儒家就沒考慮過一些極端情況，比如異族入侵，比如亂世割據。
這種時候政府職能的擴大和軍事支出的增長往往是剛需…
所以每逢亂世，儒家思想都會被丟到垃圾桶裡，法家就會被重新撈出來。
同樣的，每當亂世降臨的時候，抑商政策都會略微鬆弛。因為龐大的軍事開支如果在小農身上徵稅，那簡首就是逼著他們起義。
反而是工商業的稅賦，不論是專營還是特許還是收稅（實際上都是在收稅），痛苦程度低不說，增長空間還大，稍微使使勁就能快速增長。因此成了亂世中的重要財源。
這可能違反了不少人的常識，東漢還在的時候工商業的稅收佔比很低，反而漢末割據時期各個靠譜點的諸侯都開始逐步發展工商業補充軍費。
曹操設司金中郎將、監鹽官，壟斷冶鐵與食鹽產銷，以鹽利兌換流民、推行屯田，是其財政核心支柱。
嗯，如果把倒鬥也放進手工業裡的話，那工商業佔比就更高了。
蜀漢設鹽府校尉、錦官，將井鹽、冶鐵、蜀錦全部收歸官營，蜀錦遠銷魏吳，成為支撐北伐的核心財源。
是的，曹魏一邊買蜀錦支撐蜀漢財政，一邊在隴右和丞相打得不可開交。
東吳則依託海運開展官方貿易，與遼東、東南亞往來，以海外物資補給軍需。
甚至民間與地方也開始紛紛經營商貿，誕生了一大批豪商。
而宋代在異族的軍事壓力下抑商政策放鬆的最為徹底，這種重商傾向也是繼承自五代十國亂世的遺留。
所以祖靖才會即使知道有隱患，還是不遺餘力的支援工商業的發展。
相比於工商業對於這個時代農業生產的那點兒影響，把亂世的軍事開支壓在小農身上才是真的會徹底破壞農業生產！
聽了祖靖掐掉所有後世案例的講解，蔡琰眉頭略微舒展，隨後復又皺起。
“可是夫君，那些商賈重利輕義，以逐利為準則的群體難道不會輕易背叛嘛？”
